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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腐败问题更是极大的引发了新疆各族人民的不满。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腐败问题日益严重。由于新疆地区民族宗教问题复杂，抓了汉族腐败分子，怕少数民族借此掀起对中央的不满搞分裂，抓了少数民族腐败分子，又怕少数民族认为是民族歧视，结果打击腐败很不得力，新疆地区成了腐败的重灾区。结果，“疆独”分子一宣传“汉人和维奸贪污腐败，欺压维吾尔人”就能引发少数民族的共鸣。
总之，拉拢上层的路线构成了“疆独”活动的组织基础，新疆和内地及新疆内部贫富差距的拉大构成了“疆独”活动的经济基础，少数民族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构成了“疆独”活动的阶级基础，“非毛化”和伊斯兰教的复兴构成了“疆独”活动的思想基础，严重的腐败问题和大汉族主义的复活构成了“疆独”活动的群众基础。这一切清楚的表明，改革开放中存在的问题为“疆独”的复活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五、上世纪80年代“疆独”的分裂活动
文革结束后，党的民族政策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严重背离了毛主席的民族平等、民族合作、依靠绝大多数劳动人民和基层干部的正确方向，依靠极少数民族上层精英，排挤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干部，欺压、打击广大的各组人民群众，造成新疆的民族矛盾迅速激化，社会动荡不安，特别是南疆地区更为混乱不堪，“三股势力”公开化：分裂祖国、反汉排汉、“赶走异教徒”，甚嚣尘上。仅1981年就发生了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叶城“1.14”骚乱事件、伽师“5.27”反革命抢夺武器事件、喀什“10.30”政治性骚乱事件。
1981年3月26日，伽师县回乡青年艾山•司马义等9人抱经宣誓，成立“东突厥斯坦燎原党”。5月26日晚，经过精心策划，艾山•司马义、达吾提•沙吾提纠集党徒150多人，分三路窜向伽师县武装部民兵武器库，共抢走各类枪支152枝及各类弹药、手榴弹等。当地公安和驻军迅速包围了武装暴徒，并展开了强大的攻心瓦解工作，暴乱队伍中的青年人纷纷放下武器自首，最终暴乱分子全部缴械投降。在审理该案的过程中，查获“东突厥斯坦燎原党”。经核实犯罪事实，依法惩处13人。
80年代后期分裂骚乱主要发生在乌鲁木齐，如1985年乌鲁木齐“12•12”事件，中央要提铁木耳，新疆地方要推司马义。中央采取了一个措施，即把司马义调到民委当主任，因对新疆民族干部工作变动不满，共2000多名学生闹事3天，非法游行，集会，新疆和田、阿克苏、博乐、北京、南京、上海相继游行响应，主要口号“汉人滚出新疆”、“独立万岁”，处理结果疏导、教育，把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调出，把王恩茂调回去，又调谷景生去当区党委第二书记。1988年乌鲁木齐“6•15”事件，诱因是一起厕所内侮辱性标语导致500多名学生闹事4天，主要口号是“把汉族人赶出去”，处理结果疏导、教育。1989年乌鲁木齐“5•19”骚乱，诱因是一册有问题出版物导致3000多人闹事1天，冲击自治区党政机关，打、砸、抢，共打伤154人，其中重伤33人，打出反对党和政府的口号：“要你们看看我们穆斯林的力量。”
80年代“疆独”活动的沉渣泛起有几个显著的特点，首先，骚乱爆发快、参与者多、打出的分裂旗帜鲜明、持续的时间较长，对社会稳定和民族关系造成恶劣的影响。阿不都依米提大毛拉1954年12月墨玉县的暴乱，策划了数年，只有约300人参与了暴乱，1980年阿克苏的“4•9”事件无人长期策划，却轻易聚集了3000余人。其次，骚乱地点向中心城市发展。乌鲁木齐市作为新疆首府，历史上和新疆解放以来政治形势一直比较稳定。50年代乌斯曼集团等暴乱分子只能在深山老林里躲躲藏藏，80年代后期在乌鲁木齐就发生3起分裂骚乱。再次，骚乱成员的低龄化。共和国初期的暴乱大多是旧中国遗留的“疆独”分子，而80年代初南疆地区发生的3起分裂骚乱的组织者、骨干及参与者绝大多数是青年人，其中不少是私办经文学校培养出来的“塔里甫”，他们多在骚乱中充当打头阵的角色。80年代后期乌鲁木齐发生的3起分裂性政治骚乱都与部分民族学生特别是大学的部分民族学生有关。这一切表明，改革开放开始以来在新疆问题上的失误是严重的，如果不能及时纠正，还会发生更大的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