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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军队腐败，纪律松弛，装备不良，训练不足，造成清军战斗力低下
甲午战争前，清政府虽在军事改革方面作过一些努力，但由于清军固习太深，上层钻营舞弊、士兵纪律废弛、陆军湘淮争斗，海军各分畛域等现象依然比比皆是。战争过程中，清军将领中虽然涌现出诸如左宝贵、邓世昌、聂士成、刘永福等勇敢善战的人物，但也不乏畏敌如虎、临阵脱逃的败军之将，如叶志超、方伯谦、龚照玙、赵怀业、刘超佩、李光久等等。连自动请缨的湘军将领吴大澄，也“一遁于双台子，再遁于石山站，以致前敌军皆不支”①。
由于将领畏葸无能，多数清军纪律败坏。如鸭绿江防线失守后，“逃军溃卒，势如潮涌”，卫汝贵所部更是“沿途肆掠，所过之处，鸡犬骚然，海城、盖平一带，居民逃避几空，畏官兵甚于畏倭寇矣”。②这样腐败的军队，其战斗力自然是十分低下的。徐庆璋曾痛切地指出：“所失各城，非失于贼之殊能，实失于我之不守。且前敌各军，尔忌我诈，我前尔却，胜固不让，败亦不救，甚至败则退，胜亦退，步步退让，贼焉得不步步前进。”③
军事技术装备方面，清军在洋务运动中虽有所改善，但与日军相较，毕竟存在不少差距。据估计，清军在甲午战争中尚有近百分之四十的士兵使用大刀、土枪等落后的武器作战。就是装备近代武器的部队，也是品种繁多，规格杂乱，不但各省军队武器不同，一营之中也往往类型不一，大大增加了战时弹药供应的困难。
清军缺乏训练，特别是陆军和海军都缺少在基本的战略战术和使用武器等方面具有相当知识的军官(而这正是使士兵获得军事知识的先决条件)，以致有的士兵常常使用自己并不熟练甚至未曾受过操作训练的近代武器，与战术技术训练有素的敌人对阵，尽管其中不少人具有勇敢坚毅的良好品质，也难免受制于人，为敌所败。
五、脱离群众，不支持人民抗日斗争，是战争失败的基本原因之一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①封建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处于完全对立的地位，自然不可能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进行战争。可是，当外国侵略者打进国土，危及国家民族存亡之际，人民群众必然自发地以各种形式同入侵之敌进行斗争。甲午战争中，日本侵略者所到之处，人民群众纷纷武装起来，以非常简陋的武器与日寇拚杀，给了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特别是台湾人民的殊死抗日，更表现出了中华民族决心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清朝统治当局尽管有时也能利用一下群众抗日的热情(如嘉奖辽阳民团等)，但在妥协投降路线的指导下，防民甚于防寇，非但不真心支持群众抗日，而且予以阻挠破坏。甲午战争爆发不久，就有人提出在天津兴办团练的建议，结果遭到李鸿章等人的斥责。清政府连兴办团练都要加以斥责，对于真正的抗日群众武装，自然更不容许了。更有甚者，当台湾军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与日寇浴血奋战的时候，清廷竟借口“有碍和约”，不但不接济饷械，连刘永福派人到大陆募集的捐款也被扣留。这种助敌殃民的卖国行径，终于导致了可歌可泣的台湾军民抗日斗争的夭折。
除上述各种主观原因外，中国之所以战败，还有其深刻的国际背景。这次战争不但是日本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战争，也是列强在世界范围内争夺殖民地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要指出的是，狡诈毒辣的沙皇俄国政府，与日本军国主义者狼狈为奸，积极参与了这场罪恶的侵华战争。在战争爆发以前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沙俄的扩张重点已经移向远东，但鉴于自己在远东的力量还不雄厚，无法与英国匹敌，因而极力拉拢日本，在朝鲜问题上进行某种程度的合作，以排挤清政府和英国的在朝势力。这就助长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战争爆发前夕，幻想“以敌制敌”的李鸿章四处奔波，请求外国干预，尤其对沙俄寄予很大希望。沙俄佯称愿意调处，实则怂恿日军挑衅。当日军云集汉城、仁川，丁汝昌等一再请求积极备战时，李鸿章继续被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关于沙俄允许调停之说所骗，对前线将士的要求不予理睬。这就给日军以可乘之机，招致了丰岛海战和成欢之战的失败。清军初战失利，对以后战局的发展不能不产生重大的影响。迨至日军进攻中国本土，相继占领大连、旅顺等地，沙俄发现日本的侵略活动已越出其许可的范围时，它便积极配合日本进行诱降活动。“日本政府得悉俄国政府如此赞助，甚为欣悦”①，于是更加有恃无恐地接连攻占牛庄、营口，直逼津京。《马关条约》签订后，沙俄等三国干涉还辽，最后使甲午战争按照俄、日对中朝的分赃协议结束。之后，沙俄又以还辽“有功”，诱迫清廷与之签订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东北地区沦为它的势力范围。恩格斯早在1894年就指出：“中日战争是把日本作为工具的俄国政府挑起来的。”①甲午战争的进程和结果，完全证实了革命导师这种鞭辟入里的深刻揭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