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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清王朝的实际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独专朝政，“颇想有所作为”的光绪帝即使在1889年“亲政”以后，仍然受其掣肘，纵有改革之策，也因后党的梗阻破坏而不能付诸实施。在中日甲午战争一触即发的情况下，慈禧竟挪用海军经费大修颐和园，筹备六十庆典。她毫不顾及国家民族利益，对日本的侵略行径力主忍让，“但求从速和解了结，免得耽误做寿”。光绪帝不敢公开反对，只得“示意亲近的朝臣，多上主战条陈，企图借清议压迫西太后”。①在战争爆发之前及整个战争过程中，后党主和，帝党主战，帝后党争此伏彼起，和战大计动摇不定，直接影响着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后党中坚人物李鸿章，实际上总揽朝廷军政外交大权。他与慈禧沆瀣一气，战前一直坚持其“息事宁人”和“以敌制敌”的消极方针，对日本侵略者的野心和当时的国际形势做了完全错误的分析与估计，军事上漫无布置，“专恃外国公使从中调处，借作说和之客，以图退兵之计”②。当日军大量入朝，战云密布之际，李鸿章仍“一味迁延，希图转圜了事”，“直待严旨切责，始添兵前往，而朝鲜之险隘要害已早为倭人所据矣。”③战争爆发之后，后党仍然竭力求和。当日军大举进攻中国本土，列强深恐影响各自在华利益而再次酝酿“调停”时，李鸿章等唯恐失去“良机”，多方诱使外国干预。而日本方面，则认为“外国干涉之端已开”，“尤须特别迅速，在外国干涉尚未达到十分棘手以前，不论占领何地，皆为必要”。①日本希望迅速战胜，以免列强干涉，李鸿章等则消极应战，等待外国干涉，“这在军事上必然得出日军猛进华军速溃的结果”②。迨至旅大、威海连陷，辽东清军全线溃败之后，后党更加一意孤行，不惜割地赔款，乞和求降。慈禧、李鸿章等如此昏聩无能，国柄操于此辈手中，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自然是不可思议的。
二、实行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是清军失败的主要症结
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廷和清军高级将领，尤其是“欺朝廷则智，筹攻战则愚，抗廷议则勇，御敌兵则怯”，“甘受凌侮，屡失事机”③的李鸿章，缺乏积极抗战的战略思想，死守其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以致造成了“敌人步步占先，中国著著落后”④的被动态势。
战争爆发之前，清军派赴朝鲜在日军之先，可是，海军不扼仁川，陆军不入汉城，仅驻仁川附近之牙山一带，险要之地拱手让给敌人。由于首鼠不前，意存观望，坐失先机之利，以致首战失败，士气为之大挫。
战争爆发之后，清廷在宣战诏书中提出了一个海守陆攻的战略方针，但具体执行时，非但海军避战自保，陆军也实行株守以待的消极方针。本来，清军云集平壤，意在南北对进，夹攻汉城一带日军，而李鸿章等却主张“先定守局，再图进取”，一再抗拒光绪帝关于迅速进兵的谕令，致使平壤清军“束手以待敌人之攻”。当然，四路援军抵达平壤之际，牙山清军已战败北走，南北夹击的可能性不复存在;但当时日军除大岛混成旅团外，其余部队正在赴朝途中，清军在朝兵力优于日军，如能当机立断，一面继续增兵，一面长驱南下，在朝鲜人民的支援配合下，予日军以重大打击，不是不可能的。日军分路进犯平壤时，每路为数不多，清军如能集中兵力，主动出击，打敌一路，则减煞敌之进攻势头，甚至歼其一路，也不是不可能的。对于清军应主动出击问题，连日本军界人士也认为，当时日军包围攻击平壤，殊为危险，如果清军“拒止一方”，集中兵力向某路日军“转取攻势，则可得逐次各个击破之机会”。①由于清军将领消极怯战，决心犹豫，以致坐失战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