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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的胜利，并未停止住NKVD的脚步。1946年关于独立研究哲学、文学、历史的青年小组案件，与“世界主义”斗争案件，列宁格勒案件，医生投毒案件等是NKVD战后炮制的最著名的几起冤假错案。
在安德罗波夫继任克格勃主席后，克格勃机关达到了势力的巅峰。当时苏联刑法典出现了一项条款（第190条第1款），规定对散布损害国家和社会制度的谣言和消息者，要进行惩罚。这一条款让克格勃可以为所欲为。
克格勃在其历史上创造了许多独特手段对付国家敌人。很多人经短暂的秘密审讯后，被投入监狱，另一些人，经克格勃挑选的专家组成的委员会认定患有各种反苏和其他病症，被强制送进各个精神病院“治疗”。直到1988年，“政治精神病学”才走到尽头，约有80万“精神病患者”被匆忙“摘帽”。
克格勃最拿手的手段是窃听，苏联解体后，克格勃不仅违反法律还违反其本身工作条例，对一系列政治家、名人采取窃听措施，如叶利钦等人及其亲属、熟人的电话都被窃听，甚至戈尔巴乔夫妻子赖莎的女理发师或叶利钦的网球教练之流，也都遭到了窃听。
克格勃的另一个拿手好戏是秘密监控。当一名女青年运动员曾说她想嫁给外国人后，克格勃第五局即秘密禁止她出国去东德参加比赛。
克格勃还很善于钓鱼执法，这是自上世纪20年代就采取的老办法。契卡人员在这方面创意迭出：他们组织假的地下反革命组织，让其与侨居国外的白俄取得联系。某些侨民领袖上钩后，悄悄跑回国来想看看形势如何，一回来即遭到逮捕、处决。
到了克格勃时代，这种风气依旧，克格勃监察局曾在远东军区发现一个案例：两名派驻的克格勃特工杜撰出一个间谍团伙，他们写好窃听内容，然后开始泡制录音带，角色是两人自己客串的。一人扮演被招募的间谍，另一人扮演外国间谍。为此，一个无辜的军官被追究了刑事责任。
更有趣的是，克格勃努力维护他的敌人存在。人民劳动联盟是20年代就成立的流亡西方的白俄组织，到了70年代，经过两代人以后，新一代白俄大多已融入所在国，对政治缺乏兴趣，该组织早已名存实亡。
克格勃却源源不断地向人民劳动联盟等组织派遣渗透特工，如果没有克格勃卧底充实的话，人民劳动联盟之类的组织早就自然瓦解了。到上世纪70年代，该组织的领导层中，几乎一半的人是克格勃派去的卧底。
克格勃这么干正如中国一句老话，“养贼自重”：如果他们不存在了，克格勃势必被削减预算和人员编制，因此，这类流亡组织必须保持半死不活的状态。
1953年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推行“解冻”政策，大规模红色恐怖政策停止，克格勃对内控制的力度一度有所放松。
但克格勃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问题已经蔚然成风。当时的克格勃主席谢米怡斯内喜欢讲这样一个笑话：父亲是位老契卡，儿子子承父业当了克格勃。有一天，儿子责备老爹：“爸爸，这个案子你怎么研究了15年呢？我看了一遍材料，就马上结案了。”父亲痛心地摇着头说：“唉，你真是太幼稚了，15年来，我一直靠此案赖以为生，可你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把它给结束了。”
FBI——在维护国家安全与捍卫人权之间走钢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