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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失败，国民党特务进入了另一种角色。多少个寒冷的夜晚，大批民兵和群众举着火把“抓空投特务”成了很多共和国同龄人难以磨灭的回忆。“特务”也最终定格为电影中狡诈、凶残，通常被打上惨白的底光示人的反面角色。
厂卫——大明朝的纪委
朝廷设有特务机关，犹如微博设有“悄悄关注”的功能、单位总少不了包打听和长舌妇，满足的不只是皇上的偷窥欲，还有面对大小臣工时坐拥压倒性信息的优越感。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当过乞丐，混过帮派，遍尝人间冷暖，对小道消息特别敏感，手下文武百官今天谁和谁吃了饭，明天谁吐了谁的槽，恨不得脸贴在墙根底下听得一清二楚。
这也不怪他，权臣功高震主是每个开国皇帝的腹心之患，何况朱元璋这种太子先亡，太孙又是童蒙的情况。不把大臣琢磨得通通透透，朱家天下就可能传不下去。原本是皇帝亲信卫队的锦衣卫逐渐演变为秘密调查机构，也就顺理成章了。
既然消息由密查而来，怎么能交给司法机关处理？掌管“诏狱”的锦衣卫北镇抚司应运而生。皇帝要逮捕谁，不仅可以直接抓，还可以直接审，定了罪名再送法司直接杀。他的儿子永乐皇帝朱棣篡位登基之后更进一步，以亲信宦官专司缉访，“东厂”因此横空出世。厂卫几乎是游离于大明的司法制度之外的皇帝直辖系统。某种程度上，大明朝的厂卫类似于今天的纪委，把官员逮到诏狱里审问相当于“双规”。
朱元璋废除了沿革两千年的丞相一职，他老人家马上得天下，精力过人，可以在8天之内处理1160件奏章3291件事。但人都是有惰性的，何况龙子龙孙。后来的皇帝甚至连亲自处理政务的精力都没有，批阅奏折、办理诏狱通通交给宦官处理。电影《新龙门客栈》里，东厂太监说出“要圣旨,来人呐,咱们给他写一张”，不完全是戏说。
有明一代的掌权宦官，无不以厂卫为立身之基，用以监视群臣、打击对手。正德年间的宦官刘瑾得到皇帝宠信之后，立即攻讦东厂提督王岳，夺取特务机关的控制权，继而以之为凌虐群臣的法宝。天启年间的“九千岁”魏忠贤更是靠着皇帝的放任与厂卫的特权，将忤逆自己的官员统统列为“东林朋党”，接连制造冤狱予以打击。
朱元璋的政治遗产，虽然让宦官成为特务头子，掌握滔天权势，却保证了皇帝绝对权威。但再蛮横的宦官，性命始终把握在皇帝手中。每个穷凶一时的“大铛”（提督东厂太监），都不免在先帝龙驭上宾之后，成为新皇帝宣示励精图治的祭品。
现代意义的特务机构，对国内外的监视打击从来不分士农工商。但明代的厂卫特务，在朱元璋、朱棣时代还有一些罗织罪名、坑害庶民的记载，到明朝中后期几乎完全成了皇帝制约群臣、宦官与官员斗争的工具。曾经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五人墓碑记》，描述苏州市民发起暴动，围攻锦衣卫缇骑。究其原因，也是因为厂卫特务要抓捕深得民心的退职官员周顺昌。
在明朝，厂卫只震慑官员，真正被普通百姓视为祸害的，是皇帝派出到各地的税监、盐监、仓监、矿监等宦官。万历年间的矿监更发明了“矿不必穴、税不必商”的敛财之术，只要指定某处有矿，则不管是否开采、有无产出，范围之内无论士农工商都要缴纳矿税，“彼有矿，则家立破矣；彼漏税，则橐（口袋之意，指家产）立罄矣”。可见苛政猛于虎之言不假，扰民并非只有特务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