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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与顾顺章事件如出一辙，同样是武汉，只是主角变成了军统：中共地下党员关兆南招供了一批地下党员，其中有一人的身份十分特殊：他是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局上海站负责人的交通员。
这位上海站负责人化名约瑟夫·华尔登，是立陶宛籍的苏联红军上校，于1933年接替前往日本的著名间谍佐尔格负责上海站业务。在中共的支持下，华尔登将其情报网络扩充100余人，遍布中国各大城市，连山西省主席赵戴文的儿子、天津市市长张学铭（张学良胞弟）的秘书都是其下线情报员。
由于交通员的出卖，华尔登于1935年5月5日在法租界福煦路被军统特务和租界警察逮捕，并被迅速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接受审讯。华尔登展现出极高的情报职业素养，对自己的国籍、姓名、家庭情况及一切与案件相关的情况的询问都报之以沉默，让军统人员无可奈何。沪上报界因此称之为“怪西人”案。
但是，外围交通员的叛变仍然给华尔登的情报系统以毁灭性的打击，他的下线情报员袁殊等人先后叛变，驻上海、北平等处的情报人员纷纷逃回苏联。
此时，国民政府正在进行抗战准备，与苏联的秘密外交也在积极开展。因此，逮捕苏联特工的消息没有被进一步宣扬。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华尔登被释放返回苏联。相传，释放华尔登是苏联答应蒋经国回国的条件之一。
军警宪特在各个领域的扩张。
在与中共的斗争中，国民党特务无奈地发现，对他们制约最大的，竟然是国民政府的政治司法体系。中统高级特务张国栋回忆，“特务对于革命人士的逮捕，一般都采取秘密的方式进行，本来是用不着公开审讯的，但有时又不能不由法院进行公开的处理。”一旦进入司法程序，便超过了特务机构的控制，常常使到手的“鸭子”飞了。尤其是一些好不容易抓住把柄逮捕的“有声望有地位的进步人士”，在法庭上被判无罪，因为新闻媒体的关注而不敢再度下手。
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开始各尽所能，向其他领域扩张势力。于是，中统向司法界进行钻营，自我定位为“模仿美国总检察长与联邦调查局的配合”，派出特务进入司法部法官训练所受训，毕业后出任各级法院检察官（根据民国司法体制，检察署设于本级法院内，但独立办理业务），尤其是专门针对进步人士、中共党员的特种刑事法庭检察官。又通过掌握内政部关押被判刑中共人员的机构“反省院”的人事任免权，将这个机构抓在了自己手里。虽然特务还不能染指司法审判，却采取控诉、执行两头堵的方式最大程度确保“工作成果”。
军统则染指警察这一国家暴力工具，以夺取浙江警察学校的控制权为开端，培训干部进入各地公安局担任局长、督察长、侦缉大队长等重要职务，为军统特务在各地的逮捕、暗杀工作提供合法身份。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立即以军统人员渗透进原属四川军阀刘湘管辖的地方警察系统。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唐毅主动向戴笠输诚，曾在上海活跃的军统特务沈醉便被调任重庆市公安局侦缉大队大队长。
通过学习苏联经验，国民党特务机关无意中成为传统中国社会最有效率的工具，得到蒋介石的分外重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军统以其人员、资源的优势，承担了许多正面作战之外的秘密任务，包括刺杀汪精卫等汉奸首脑、组织“忠义救国军”开展敌后游击战、对日本电讯密码实施破译、防止管制物资走私乃至与美国、英国、苏联开展情报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