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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佑楣：洞庭湖和鄱阳湖的水并不是靠长江干流给它们补给的，它自己有自己的来源，它有自己的水系，它干旱说明它上面的补给不足，湖泊的上游也应该有一个蓄水库。水利工程就是为了人类可以得到稳定的水源。
评估工作没有建坝纷争
东方早报：这次为了三峡又争起来了，其实无论怎么争，大坝已经建好了。
沈国舫：问题还是这些问题，翻老账有什么用？而且现在很多人说当时很多人反对，我就可以说，我就没反对。
东方早报：当时为何判断下来是可以建的呢？
沈国舫：我中学时就知道国民党政府邀请了美国的萨凡奇到长江考察，1948年的时候，我们有个校友从美国回来给我们作报告，给我们讲了三峡的设想。我早就接受了这种观点，而且我知道最早是孙中山提出的。
东方早报：您实地调研过，哪些地方给了您信心说“三峡工程利大于弊”？
沈国舫：当时论证和建设的时候我没有去参与，我直接参与是后来的阶段性评估，以及评估之前我们工程院承担了一个项目，关于三峡库区环境的。当时我是副院长，又是管这摊的，就让我主持，因此才介入，那时大概是2005年左右。那时大坝已经在蓄水了。
东方早报：那您说说阶段性评估……后来这个评估组里有没有出现当年对三峡工程争议的场景？
沈国舫：我们这个团队里没有一个人反对，300多名院士，包括生态环境专家等。但是他们有很多意见，比如要警惕污染，以及污染物越来越多，富营养化趋势……2005、2006年我们提的建议也得到了国家的重视，当时是曾培炎副总理管这个事儿，我们上去一条建议他就批一条，赶快处理解决这些问题，比如建污水处理厂，以及加强管理和管网系统化等，当时我们不断催，政府不断回答，来促进这些事。
东方早报：也就是说，到分阶段评估时已经没有纷争，都是在提建议。
沈国舫：对，纷争都在1988年立项论证的时候。分阶段评估的时候要求参与评估的人不是当年的介入者，因为要求客观嘛。当然，这名单里还有当年的参与者，但都没有担纲主要的位子，主要位子上都是未参与者。包括我们领导小组组长是徐匡迪，徐匡迪当年也没参与过这事儿。
东方早报：但是不参与的话会不会导致这些人对三峡的情况不很了解呢？
沈国舫：为了客观么。所以我们请了顾问，把钱正英也请了来，他是当时的水利部部长，管论证的事儿。当年反对的人不多，实际上就那么几个人，但他们的声音被你们（媒体）听见了。
东方早报：您怎么看该有一个怎么样的机构来统筹三峡以及长江全流域的工作？
沈国舫：地方上和三峡公司的利益冲突，另外，现在等于三峡公司还有三峡办这个“婆婆”，这里面的关系我不想介入。我们说要统一调度，这不是三峡一家的事儿，要国务院来做。我的看法是：长江委应该要成为一个更有权力的部门，要国务院监管，副总理兼长江委主任，由副主任主持工作，现在长江办没这个权威，也指挥不动地方。现在三峡办是国务院的，它对三峡有发言权，但它是不是能够调度三峡以外？
三峡功能
防洪发电抗旱如何平衡
今年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量极度偏少造成干旱，这要靠三峡水库来全部解决下游缺水问题，也是不现实的。实际上三峡在论证的时候首要考虑防洪的功能，没有要求三峡工程参与抗旱的功能，在三峡大坝上没有设置引水供水的装置，但发电的水可以下泄，水库储满了水以后可以人为调控是多放点，还是少放点。
东方早报：如果一定要权衡三峡的利弊呢？
沈国舫：肯定是利大弊少嘛，当时的结论就是利大弊少。问题主要就是我说的三个问题么。（编者注：指移民、生态环境和灾害问题，详细论述请见早报昨日A4-A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