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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早报：我们很好奇当年论证组的专家比例。
沈国舫：主要反对的人都是搞生态的，不是搞水利的，最后有没有不签字的？是有，而且是我很尊重的人，但是就一个。真正的挂牌专家说“我不签字”的，就这一个，就是侯学煜。他是当时的院士，学部委员。马世骏（作出“弊大于利”结论的）也是院士，也是组长，但他最后签字了。陈昌笃是北京大学搞生态的，不是院士，他没签字。别人都签了。搞生态的人主要是怕河流变成不是自然的流态了，变得人工化。专家构成主要来自十个领域，分专题。
东方早报：当年建设的决策是政治任务还是科技工程？
陆佑楣：任何一个重大决策，最后总是由政治家来决断，但是为什么要干这个工程，科学家、工程师、经济学家应该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三峡工程是我国唯一一个通过立法程序，即全国人大来决策的工程，而一般的工程并没有通过全国人大表决。三峡工程的建设任务很清楚，首要就是防洪。关键是长江流域、江汉平原洪水灾害不断。三峡工程蓄水之前几乎每一年湖南湖北的军民都要加固大堤，荆江大堤的基础很薄弱，造在淤沙层上的，每年都担心决堤。中国经济发展到这个地步，是不是还可以忍受每年投入那么多人力物力去进行加固？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有工程措施，也有社会措施，想办法避免每年遭遇危险状态。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1998年的大水，经济损失2000多亿，人也死了1400多。这种状态不该继续，需要一个安全稳定的，能够抵御一定自然灾害的工程来解决，经过长期论证、调查、实验、研究，最后作出修建三峡工程的决策，我认为是正确的。
东方早报：为什么会有6次论证？
陆佑楣：1950年代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河流灾害很多，毛主席说一定要把淮河治好，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长江的三峡工程在1954年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但因为规模太大、技术、资金等原因就一直未动。所以有了后来的多次论证。
东方早报：是资金不够？
陆佑楣：物力、财力、决策、组织，建国初期要搞这么一个大工程不具备客观条件。所以一直在那里作论证，做了几十年。孙中山1919年提出，经过70多年才作出决策，是经过几代中国人的探索。据统计，长江在过去两千年当中，每10年要发一次比较大的洪水，江汉平原首当其冲。
东方早报：问题是现在似乎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大旱的时候水库也缺水，怎么往下泄？水库还得发电。
陆佑楣：长江流域的洪水很复杂，干流是主要的，对中游河段的威胁最大，这是洪水的问题，但陆地上面下大雨，流入长江也会造成洪水。去年，干流来了7万立方米每秒的流量，但有了三峡水库，就把它拦起，挡掉3万流量，下泄了4万流量，下游就平安无事。但去年全流域都下大雨，干流通过三峡工程解决了一部分流量，下游洞庭湖、鄱阳湖地区都出现暴雨，那么在局部地区也造成了洪水，但这个是局部性的。
东方早报：就是说作为三峡的功能它已经用尽了，但对支流还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
陆佑楣：是的，所以整个长江要做到有任何大水都不会遭灾，那是一个综合的防洪体系的问题，不单单只靠三峡工程。洞庭湖、鄱阳湖，都应该有相应的防洪体系，干流上采取一定的工程措施，支流也得有。
东方早报：那关于先支后干，还是先干后支您怎么看？
陆佑楣：中下游的洪水怎么来？一个来自上游，另一个是当地下暴雨汇入支流，不能只靠一个三峡工程来解决整个长江流域的防洪问题，那是不可能的。
先支后干，还是先干后支，这要根据具体情况，没有特定的理由说必须是先干后支，还是先支后干。实际上修水库完全按照先支后干不太可能，社会经济的考虑也不太可能。先干流后支流有什么不可以呢？
东方早报：现在洞庭湖和鄱阳湖正经历历史最低水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