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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战后东亚秩序安排的需要，国民政府力争确定战后朝鲜独立的法律地位，并争取国际社会承认韩国临时政府。1943年11月，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上提出战后给予朝鲜独立，在中国的努力下，《开罗宣言》指明，在适当时候，“使朝鲜自由独立”《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第407页。，奠定了战后朝鲜独立的国际法基础。但是，由于美英苏等大国的制约，尽管中国政府一再表示支持韩国临时政府，但却始终未能给予其正式的外交承认。“在对韩国临时政府的承认问题上，国民党政府不仅体现出较为明显的意识形态性，而且主要是从国际局势和外交的角度来考虑实施承认的必要性的，并非单纯从中国与韩国临时政府的双边关系出发。”陈峰君、王传剑：《亚太大国与朝鲜半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294页。1945年7月的波茨坦公告重申《开罗宣言》的条款必须实施，所以，尽管韩国临时政府没能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但在维护朝鲜独立问题上，当时各大国意见还是取得了一致。
然而，关于朝鲜半岛需要经过一个多长的过渡时间才能最终取得完全独立的地位、过渡时期该地区采取何种政治组织形式等具体问题，主要大国首先是美苏两大国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在雅尔塔会议期间，斯大林和罗斯福谈及朝鲜前途问题时，罗斯福指出，朝鲜需要具备完全独立国家的自治能力，根据盟国统治菲律宾的经验，需要二三十年的训练时期。罗斯福还提出包括美国、苏联在内的共同托管朝鲜半岛的设想。柴成文、赵勇田：《抗美援朝纪实》，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前言第1～2页。后来斯大林同意把朝鲜半岛置于美、苏、英、中四国共同托管之下，四国保证朝鲜半岛最后取得独立地位。但是斯大林没有说明国际托管朝鲜半岛的时间。Myung Hyun Cho，Korea and the Major Powers：An Analysis of Power Structures in East Asia (Seoul：The Research for Peace and Unification of Korea，1989)，p?132，p?164?
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为贯彻既定方针作了最后努力。1945年8月24日，蒋介石发表对韩政策演讲，表示：中国抗战“不仅为中国自身平等而奋斗，亦且为高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今日以后，我们更须本于同样的宗旨，与一切有关的盟邦，共同尊重民族独立平等的原则，永远保障他们应该获得的地位”《中央日报》1945年8月25日。。国民党当局通过外交途径与美国政府进行紧急磋商，表明中国政府认为此时已为盟国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适当时机，但为美国所拒绝。美苏迅速达成秘密协定，以“三八线”为界分由两国军队占领朝鲜半岛。同时在美国的压力下，韩国临时政府宣告解散，其成员以个人名义回国，11月23日，金九一行乘坐美国飞机回国。而长期在中、朝、苏边境坚持抗日武装斗争的金日成领导的朝鲜人民军和在美国活动的李承晚集团等也分别随着苏、美军队进驻朝鲜而回到国内。中国国民政府扶持韩国临时政府成为战后朝鲜半岛正统政府的如意算盘落空。
1945年12月，美、英、苏又在莫斯科举行三国外长会议，正式决定由四强托管朝鲜，中国已被排除在朝鲜半岛问题决策层之外，成为美英苏决定后的被通知者。托管一事理所当然遭到了满怀信心归国领导国家重建的韩国独立运动领袖的反对，韩国的报纸甚至把莫斯科外长会议描绘成“第二个慕尼黑”〔英〕F·C·琼斯、休·博顿、B·R·皮尔恩：《1942～1946年的远东》，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第648页。。然而抗议未能奏效，大国主宰一切的国际政治逻辑再次在朝鲜半岛上演。经过朝鲜半岛内外各种政治势力错综复杂的较量，半岛南北分立局面最终被固定下来，此后将近半个世纪，半岛局势完全受制于美苏冷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