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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校招收并培养朝鲜军事人才曾遭到日本方面的一再抗议。国民政府为了避人耳目，曾采用干部训练班、特别班、训练所等各种名目，并不得不经常变动驻地。在日本的压力下，国民政府为了缓和对日关系，表面上曾下令将供职于中国官署的朝鲜人强行解职，不准洛阳军分校训练班第2期朝鲜学生入学，下令南京中央军校特别班朝鲜学生退学等，但实际上并未真正执行。国民党当局的援朝政策，对于朝鲜独立复国力量的存续，以及对日斗争的开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果说这个时期国民政府对在华朝鲜独立运动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必须受对日关系的制约而不得不遮遮掩掩的话，那么，“七七”事变之后，中日关系全面破裂，中朝两国人民的反日运动便完全融为一体了。
第三阶段，从“七七”事变到1945年日本投降，随着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朝鲜独立运动通力合作，共同作战，战胜了日本法西斯，但国共与朝鲜独立运动组织的合作关系已经显现出了意识形态分野。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摒弃前嫌，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也调整了与韩国临时政府的关系，以求促成东方民族反对日本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尽管从总体上看，韩国临时政府基于历史关系及现实政治需要，主要是争取中国国民党的援助，强化与国民党的关系，试图通过依附于中国国民党来求得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但中国共产党仍然与其保持了良好的关系，承认其在朝鲜独立运动中的地位，并且承认其主席金九在朝鲜独立复国事业中的领袖身份。
在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的热情帮助下，朝鲜人民革命军等武装部队克服极端艰苦的条件，在东北坚持抗日游击战争，与中国抗日联军并肩战斗。从1931年东北沦陷到1945年光复，14年艰苦卓绝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都是中朝两国的英雄儿女共同进行的。金日成、崔庸健、金策、金一、崔贤、吴振宇等朝鲜革命者积极参加东北抗日联军，他们与中国同志同生死、共患难。在抗日联军第一、二、三军中，朝鲜籍官兵几乎占了一半。尽管由于共产国际的影响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离间，中朝革命者之间也曾出现过一些误解和不信任，但这并没有影响中朝合作共同反日的大局。对于这段历史，金日成曾作出如下评论：“朝鲜的共产主义者们和中国的同志们一起组织了抗日联军，以我国北部国境地带和中国东北地区为中心，广泛开展了抗日武装斗争。在这个斗争过程中，朝鲜游击队受到了中国人民的热烈支持与援助，并且始终和他们同甘苦共患难。”《金日成选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3，第351页。
为了支持朝鲜独立运动，中共还十分重视对朝鲜革命干部的培养。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党校和抗日军政大学均设有朝鲜班，并于1942年在太行山创办了华北朝鲜青年革命学校，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该校共培养了1000名朝鲜干部。谢俊美：《中国共产党和韩国独立运动》，载于石源华主编：《韩国独立运动血史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第48页。此外，尽管自己的经费十分有限，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对朝鲜人士在经济上也给予了照顾，规定边区各朝鲜侨民所用经费由县以上政府报销和各项援助经费实报实销。《解放日报》1943年3月29日。
在国民政府统治区内率领朝鲜侨民积极参加中国抗日战争的政治力量主要有两股。一股是以金九为首的韩国临时政府。1937年7月，该政府召开国务会议，决定设立军事委员会，准备进行独立战争，雪耻复国。8月，又以韩国国民党为基础，在南京联合各党派组成“韩国光复运动团体联合会”，以扩大韩国临时政府的力量。1940年9月，成立“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李青天任总司令，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总部设在西安。另一股是以金若山为首的部分韩国独立运动党派。1937年12月，在汉口组成“朝鲜民族战线联盟”，于1938年成立朝鲜义勇队，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此外，这两股势力之下还有若干派系。为此，国民政府曾竭力促成韩国独立运动各派别走向团结。1939年初，蒋介石约见金九和金若山，劝告双方开诚合作，争取韩国独立，促成两人于5月联合发表公开信，并一度组成“全国联合阵线协会”。在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当局的帮助下，韩国临时政府得以迁到重庆，并全部承担了该政府以及各党派的政务活动费、军事活动费、党务活动费和侨民生活费，其数额亦从最初的每月5000元，上升到6万元、乃至20万元。石源华：《中国现代各政党、政治集团对韩关系比较研究》，载于石源华主编：《韩国独立运动血史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第20页。1942年12月，国民政府颁布了《扶助朝鲜复国运动指导方案》，实施的重点已从扶助韩国革命力量，参加中国抗战，转移到强化韩国复国力量，争取实现战后韩国独立，并扶助韩国临时政府成为韩国独立后的正统政府。石源华：《韩国反日独立运动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