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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自身利益都保不住的情况下，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团也很难对朝鲜争取独立的活动给予必要的支持。5月底，韩国临时政府派赴巴黎代表金奎植向记者发表谈话说：“中国代表其满怀同情，自不待言，但其自身问题尚在困难不定之中，在和会中力量不足，又时恐日人之鬼祟手段，借题发挥加害于自身要求之问题，故不能放手扶助吾人。”《民国日报》1919年8月14日。
如果说北洋集团在政治上、外交上对朝鲜独立运动采取的沉默态度尚能为朝鲜爱国志士谅解，那么它对待活跃在中朝边境的朝鲜移民的反日斗争所采取的态度，就不能不引起朝鲜爱国志士的不满和反对了。
“三·一”运动后，长期在中、朝、俄边境活动的朝鲜独立党人顿时活跃起来，不仅在中国境内袭击日本领事馆及各种机关，给东北境内的日军以重创，而且屡向朝鲜境内进袭，猛烈冲击着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北洋政府以及东北地方当局迫于日本的压力，同时也是从稳定自身统治秩序和中朝交界地区安全出发，与日本军警联合镇压朝鲜独立运动，致使活动于中国东北的朝鲜独立运动一度无法在东北立足，被迫退入俄罗斯远东共和国西伯利亚南部休整。“北洋集团奉行的对韩政策虽有其客观的历史原因，其结果却使韩国独立运动大受伤害，并为日本侵略者挑拨中韩关系开了方便之门。”石源华：《中国现代各政党、政治集团对韩关系比较研究》，载于石源华主编：《韩国独立运动血史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第5页。有鉴于此，北洋政府与韩国临时政府几乎没有什么正式联系。
但是，孙中山却给予朝鲜独立运动一如既往的支持。“三·一”运动爆发后，孙中山先生闻讯，立即发出承认朝鲜独立之呼吁。之后，当韩国临时政府成立并急需外交承认的时候，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护法军政府成为其唯一的支持者。孙中山认为：“中韩两国，同文同种，本系兄弟之邦，素有悠久的历史关系，辅车相倚，唇齿相依，不可须臾分离，正如西方之英美，对韩国独立，中国应有援助义务。”〔韩〕闵石麟：《中韩外交史话》，重庆东方出版公司，1942，第26页。1921年10月，中国非常大总统孙中山会见韩国临时政府专使、代国务总理兼外交部长申圭植，除了对韩国临时政府表示深切同情而加以承认之外，通令护法政府所属各军校尽量吸收朝鲜子弟接受军事教育，并承诺北伐计划完成以后，将全力援助朝鲜复国运动。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对朝鲜反日独立运动的热情支持，深得朝鲜人民的信赖与崇敬。时至今日，朝鲜半岛上许多人仍然记着孙中山的名字，中国与朝鲜半岛人民友谊之深刻，由此可见一斑。
遗憾的是，由于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革命，广东政局发生骤变，第二次护法运动失败，孙中山承诺之事未能付诸实施。但孙中山所确定的支持朝鲜独立运动的原则却为以后的中国国民党所继承。南方各军校及日后国民党所创办的黄埔军校都曾接纳持有韩国临时政府证明文件的学生，为朝鲜独立复国运动培养了一批军事人才。
“三·一”运动爆发时，中国共产党虽然尚未诞生，但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早期活动家已经以满腔的热情关注这一场民族革命风暴的兴起。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纷纷撰文评述“三·一”运动。1921年3月，毛泽东在长沙参与组建了中韩国民互助社，以实际行动支持朝鲜独立运动。1922年1月，中共代表与韩国临时政府代表一起参加了第三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组织代表大会，相约互相支持，共同合作。即使在中国共产党遭遇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年代，仍有大批朝鲜革命者与中国共产党人同生死、共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