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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4月10日，朝鲜独立党人在上海建立韩国临时政府，领导国内及海外的独立运动。上海在朝鲜半岛独立运动史上具有重要地位，1945年9月，韩国临时政府领导人金九在即将凯旋归国之际把上海称为“韩国独立运动的海外发祥地”。参见石源华：《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1919～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第590页。当时的中国也是遭受列强侵略奴役的国家，中国人民也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并在为自己的民族独立进行奋斗。共同的命运遭遇把中朝两国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两国人民相互支持，并肩作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中国人民对朝鲜人民的支援，除对朝鲜国内人民反日斗争的积极声援外，主要表现在对中国境内朝鲜革命者反日独立运动的支持。同样，朝鲜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支持，也表现在中国境内的朝鲜革命者对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支持，甚至许多朝鲜独立运动人士直接参与到中国的革命队伍中来。在这一时期，中国朝野各政党、政治集团对朝鲜独立复国运动的政策成为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两国自身历史演变过程相关联，中国与朝鲜独立运动的关系呈现出了阶段性特征。
第一阶段，从1919年朝鲜的“三·一”运动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朝鲜独立运动成为中日外交交涉的主要内容，当权的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均不愿开罪于日本，对在华的朝鲜独立运动进行压制。与之相反，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护法政府以及中国共产党虽然不是执政当局，但仍给予朝鲜独立运动力所能及的支持。
1919年3月，正当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为争回山东权益艰苦奋斗，全国反日浪潮四起，中日关系日趋紧张之时，朝鲜半岛全境爆发了有200多万人参加的反日大起义，要求实现韩国独立，这是朝鲜人民亡国近10年来反日意志的总爆发，极大地震撼了日本统治者。
爆发于1919年的朝鲜“三·一”运动和中国“五四”运动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在中朝两国历史上均具有重要意义，也开辟了中朝关系史的新纪元。金日成认为朝鲜“以三一起义为转机，结束了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时期，在马列主义的旗帜下，以工人阶级为先锋的朝鲜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进入了新阶段”《金日成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63，第158～159页。。朝鲜“三·一”运动在斗争精神、斗争方式等方面深刻全面地影响、促发、推进了中国的“五四”运动。张德旺、谢治东：《朝鲜三一运动对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载《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这两场间隔时间不长的革命运动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十月革命胜利后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斗争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朝鲜“三·一”运动爆发后，立即得到中国人民的热情声援与支持，北京、上海、天津、湖南、山东、东北等地的报刊纷纷予以报道和评述。《新青年》、《每周评论》、《湘江评论》、《公言报》、《东方杂志》以及《民国日报》等许多在当时极富影响力的报刊不断报道“三·一”运动的进展状况和日军镇压惨状，以唤起国人对朝鲜人民的关心与支持。据统计，仅从3月12日至5月6日的几十天时间里，《民国日报》有关“三·一”运动的报道就达20余篇。在当时中国的有识之士看来，援助朝鲜独立是中国义不容辞的责任，纷纷要求北京政府承认并支持朝鲜独立。然而，执掌北京中央政权的北洋军阀集团却没有作出任何反应。据1919年3月23日的《公言报》报道，朝鲜人“向吾政府上书洋洋数千言历陈韩民困苦及此运动独立经过情形”，“并希望中国推念同种予以援助”，然而“政府接书后以中日睦谊正笃”，“未便置词已搁置不理”。刘金质等编：《中朝中韩关系文件资料汇编(1919～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9页。当时中国的皖、直、奉三大军阀派系都热衷于对内推行“武力统一”政策，甚至不惜出卖民族利益，换取日本或其他列强的支持，因此，都不愿为支持朝鲜独立运动而得罪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