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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之二在于帮助我们反思各项防范贪腐的法律、政策、制度、机制和具体措施到底有哪些不完善之处。例如，一些地方至今仍然没有重视和启用的全方位、严密的事先防范机制。
有的贪官一开始千推万辞地不受贿，有的贪官内心里盼望在自己滑向深渊的过程中，会有人来拉拉他，有的贪官则是在看了有人在贪腐以后，才放心大胆地“随缘”的……可见，不论这些贪官本质怎样，如果组织监督足够到位，一些关节点上有谁能够大喝一声、猛击一掌，甚至打一闷棍，或者让环境焕然一新，也许他们就不至于上刑场、下大牢。
除了组织监督，还应从制度上赋予普通公众以全方位监督官员行为的权力。公众喜爱“斤斤计较”的特性是对付官员小腐败的最好武器，有助于防止官员在贪腐道路上越走越远。例如，现在高档饭店门前很少再能看到公车，就是因为公车车牌很容易被路人拍下传到网上进行曝光，这种新媒体环境下的公众监督力量不容小觑。
“对于国土、金融等重灾区出现的‘前腐后继’现象，更要反思背后的制度漏洞”
北京晚报：能否结合具体案例，谈谈十八大以来的反腐新常态下，我们应当如何科学解读、理性看待落马官员忏悔录？
徐苏林：十八大以来，大量高官的相继落马让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反腐是要“动真格”，这对于做好党员干部的预防教育，强化法治精神来说是良好的契机。
对于落马官员的忏悔，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观表象、看热闹，还应当深入思考其堕落的根源在哪？究竟栽在了哪里？为什么没有能避免？是主观上的原因，还是客观体制、机制、土壤等给了其机会？对于我们完善惩防体系，防范更多的官员落马有哪些启示？尤其是对于国土、金融、能源等“重灾区”出现的“前腐后继”现象，更要反思背后的制度漏洞。
以刘志军案为例，我们除了看到他在悔过书中对自己“放松了学习，放松了警惕”的剖析以外，还应看到整个铁路系统存在的深层次问题。铁路部门长期处于计划经济的僵化体制中，垄断而封闭，拥有自成体系的司法系统，甚至带有一定的军事化色彩。大到高铁战略的制定，小到具体高铁项目的规划、招标、施工、验收，总体缺乏公开透明的程序。更严重的是，凭借垄断，铁路部门过去几年因发展高铁而掌控了巨额的资金和资源，而这些资金和资源实际上被掌控在少数几个人手中，酿成了重大的腐败案件。另外，在中国特有的行政审批制度之下，如何监管审批者所拥有的权力，并确保他们所掌握的权力能在效率与公平之间求得最大平衡，也是一道难题。
忏悔录
刘志军：
原铁道部部长、
党组书记
“作为一个农民的孩子，本应该为中国铁道、为中国梦做更多的贡献，但是因为放松了自己的学习，放松了思想上的警惕，走到了这条道路。”
刘铁男：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原副主任、党组成员
“我每每看到起诉书，都在反问我自己，这是我吗？我怎么会到今天？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这是哪里呀？我怎么会堕落成这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