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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河南省西平县委书记王廷军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日前，王廷军在警示教育大会上作现身说法时说，当初我送钱的人所谓的“啥时候也不会说出去”的承诺是靠不住的。
窑街煤电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李人志。他曾在忏悔录称“自己犯罪是由于组织未能及时提醒”：“我曾经有过美好向上的追求，也想做一个纯洁高尚的人，没想到如今却沦为一名罪孽深重的阶下囚。如果纪委、检察院能够定期不定期地对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进行预防腐败、廉政警示谈话，我就可能不会犯罪，即使犯了也会有所收敛，不会发展到今天这种严重程度。”
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总经理(正厅级)张绍仓，因涉嫌贪污受贿案在阜阳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庭审中，在被告人最后陈述阶段，一直沉默不语的张绍仓掏出老花镜，含泪念了长达4页的悔过书，他的这份悔过书竟大段抄袭自《检察日报》在2007年5月29日以《“我的错误是在无监督约束下发生的”》为题刊发的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原区委常委、同安镇党委书记朱福忠的悔过书！
湖北省黄冈市委原常委、统战部长，黄冈市总工会原主席操尚银(副厅级)，近日被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5万元。并当庭悲痛地宣读了自己写的忏悔诗:“忘其宗旨，触其法律，悔其自己，伤其亲人，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做其新人，以示后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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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内容大同小异的贪官忏悔书已渐成“应用文体”，不外是怀念着昔日风光，抱怨着官低俸薄，诿过于他人诱惑，祈求着组织原谅；反思时则一味谈世界观，未认错先自述功劳大，求饶时把“洗心革面”的老调反复重弹，字里行间却嗟叹着运气差，透露着不服气。
其实，这样的内容早已是老生常谈，王廷军现身说法的内容也概莫能外。再加上穿插其中的“贫困家庭长大”、“忽视世界观改造”这些耳熟能详的话语，俨然就是贪官忏悔书的规范版本，完全具备了所谓贪官忏悔“七大理论”、“九大类型”中所罗列的诸如“本质不坏论”、“出身贫苦论”、“环境使然论”等诸多因素。
《长江日报》评论员刘洪波说，贪官们即便丢掉了“共产主义世界观”，但无论是资本主义世界观，还是封建主义世界观，都没有公开鼓励贪污，都以贪污为耻。因此，对世界观一变就贪污的所谓“忏悔”，不能不存疑。
当一切都被揭穿以后，当一切犯罪证据都被司法机关掌握以后，贪官们已经没有反驳和逃避的后路，除了忏悔能够赚得几分同情以外，也再别无选择。这样的忏悔之所以廉价，是因为它不是真正的忏悔，而是“事后忏悔”，或者说，是一种“不得不的忏悔”，一种“罪恶”昭然若揭后的“次优选择”。
德国学者洛伊宁格尔曾经分析道：“中国的传统是相信官员的道德良知，注重对官员的思想道德教育而疏于对权力的监控制度的制定，因此权力被利益诱惑并收买的机会要比西方大得多。”延展开来就是，腐败之所以滋生，不仅是个政治觉悟问题，也是一个制度设计问题。
落马贪官的落魄自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