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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初，由摩根士丹利作为顾问公司，将亚洲钢铁推荐给重庆市，黄奇帆指定重庆市国资委牵头负责该项目，摩根士丹利同时担任收购项目的投资顾问，重庆市国资委和重庆钢铁安排亚洲钢铁作为唯一尽责考察的澳洲铁矿项目。在摩根士丹利的牵头下，重庆钢铁与重庆对外贸易集团、宬隆集团控股收购其全资子公司亚洲钢铁进行了交流磋商，双方一拍即合。
2009年7月，重庆农商行成立一年后，时任重庆市副市长的黄奇帆到银行视察，希望该行尽快上市。此后，重庆农商行开始筹备H股上市，并聘任野村证券、摩根士丹利为上市服务机构。2010年，黄奇帆担任重庆市市长，当年12月重庆农商行在香港路演，摩根士丹利担任全球协调人。
此外，2009年11月，重庆的房地产企业龙湖地产香港公开招股，保荐人为摩根士丹利、花旗和瑞银。
摩根士丹利在重庆开疆辟土背后，摩根士丹利中国区副总裁Nick Huang备受关注。Nick Huang，中文名黄毅，曾经在花旗金融同业部就职，转投摩根士丹利后，摩根士丹利在重庆的生意越来越多。
除了精耕区域市场，摩根士丹利对大型国有企业的经营也是相当的卖力。宋志平兼任中国建筑材料集团公司（下称“中国建材”）和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下称“中国医药”）两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
2006年3月，中国建材在香港上市，摩根士丹利担任独家全球协调人、账簿管理人、保荐人及牵头经办人。2009年9月，中国医药集团扶持国药控股整体上市，瑞银、中金国际、摩根士丹利成为联席承销商。
权力扭曲的投行规则
本刊统计过程中发现，瑞士信贷、花旗大量雇佣了留美的中国人，他们均有显赫的家世。比如曾经就职于瑞士信贷的胡知鸷，就是典型的官三代，在瑞士信贷先后出任过董事总经理、中国区投资银行部主席。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的陈小欣，也是出生豪门，曾在香港花旗工作。
《太阳先驱报》在报道中称，“在中国，投资银行和投资基金的关键交易席位，往往被与高干或国企有一定关系的亲戚、同学或朋友占据着。他们创造了个人监管的极权和银行家的额外优先权，谁拥有关系就可以说服他们扭曲规则或帮助客户拿到IPO项目的保荐资格。”
一些外资投行中国区的“关系雇佣”越来越普遍，而且数字在逐年增加，投行知道权力和金钱如何为其工作。即便是最正直的官员也很难否认，一旦他们的子女接近自然形成的权力，行为边界的适当性并不是很清晰。
一位美国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告诉记者，“这种利用隐权力扭曲市场公平竞争的行为是中国历史上残余的消极文化造成的。外资投行喜欢找拥有特殊关系的人做特殊的职务。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这些雇员帮助外资投行获得相关业务。但是，一旦有证据将外资投行的雇用行为与其获得业务的情况联系起来，就有了定论。目前大家只是在做合理性怀疑。”
国际投行偏爱雇用高官子女，背后隐忧不得不查：
18日，美国《纽约时报》关于“摩根大通银行在中国雇用高官子女遭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调查”的报道被多家媒体转载，引发广泛热议。（环球时报8月19日）
国际投行雇佣高官子女的历史由来已久，高官子女成为他们追逐的“香饽饽”真正的原因是他们身后的父母，是他们父母身后的关系网与一些便利，可以说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国际投行所隐藏的不良用心让人担忧。
众所周知国际投行拥有雄厚的资金与精湛的业务水平，具有非常强的国际竞争力。国际投行都是视盈利为第一目标，盈利也是他们的最终目标，雇用员工的是保障盈利目标的一个方面。外企尤其是国际投行雇佣员工程序与要求都是最苛刻的，要保证员工为公司创造最大的利益。
为什么高官子女们成为了他们热衷的“香饽饽”，是他们个个业务素养与专业水平都很拔尖吗，我看未必。现实中也未看到高官子女们有何种出色的业绩，那么国际投行图的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