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投行里的高官后代,进入四大投行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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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在8月18日援引中国业内人士的话称,投资银行在中国雇佣官员子女“已经有20多年历史”。在2001年之前,外资投行在中国的办事处已经有56个,现在这个数字还在不断膨胀。面对庞大的中国市场,谁能够精准地拿下中国的超级客户呢?
外资投行们非常清楚,在中国,“人际关系是做生意的重要因素”。这种关系的建立除了直接向相关官员行贿外,也有不少是通过这些官员的子女、亲戚“另辟蹊径”。一些官员的子女有海外留学背景,以及国内丰富的人脉关系,成为外资投行聘用的首要人选。外资投行希望官员子女在父辈们的荫翳下,以及权力影响力之下,帮助公司获准承销中国国有企业在美国或中国香港上市的项目,增加外资投行进入中国市场的成功系数。
这些官员子女背后的巨大政府资源,可以为其开启正常途径下不易开启的大门、打通各种关系,甚至制定有利于外商的政策制度。在过去20多年中,跨国投行中国业务的表现起伏与其在华组织结构和高层团队的变迁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

四大投行里的高官后代,进入四大投行的条件


前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之女、赵紫阳儿媳任克英曾在美国投行呼风唤雨
Margaret Ren,中文名:任克英。《英才》杂志报道称,任克英是前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之女、赵紫阳儿媳。《首席执行官》杂志报道称,任克英在中国高级官员和企业家的圈子里很受尊重,在政治智慧方面极富天才。
1994年,任克英加入贝尔斯登之后,这家投行争到多宗国企赴港上市的项目,贝尔斯登担任广深铁路、兖州煤业的保荐人,在中移动上市的过程中,也争到联席承销商的职务。
任克英在美资投行贝尔斯登工作七年,由于业绩出色升至高级董事总经理。2001年8月,任克英离开贝尔斯登之后,中国区业务急剧下滑,国内几乎很难见到贝尔斯登的承销项目。
2001年8月,任克英转任所罗门美邦(Soloman Smith Barney,现称花旗环球金融)中国业务部主管。此前,20世纪90年代,所罗门美邦在中国的项目只有两个:1999年帮助国家开发银行发行海外债券;同年,帮助长城科技在香港上市,但长城科技认为所罗门美邦将招股价定价过低,一度扬言起诉。
1999年10月,所罗门保荐的中海油因IPO认购不理想,在纽交所挂牌前的最后一刻取消交易,200亿美元的上市融资计划中途搁浅。此后四年,所罗门美邦在中国区颗粒无收。
2001年,任克英被花旗集团聘用为中国区投资银行总裁。此后花旗连续抢下中国人寿、中国网通、建设银行及民生银行四笔业内瞩目的大单。任克英在花旗的强势出场,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投资银行在中国业务上的版图,她本人也跻身亚洲区最成功投资银行家之列。
正当任克英在花旗集团广东大刀阔斧开展业务之时,2004年,一封“举报信”让任克英从云端跌落。美国SEC因中国人寿IPO中的一些问题对任克英开展非正式调查。2004年6月23日,花旗集团宣布,暂停亚太区副主席任克英和驻北京的中国投资银行主管颜庆华的职务。理由是,任克英及其助手因涉嫌在中国人寿赴美国和中国香港上市期间向公司和监管机构披露虚假信息。
但是,SEC始终未将该调查转为正式调查,而后根据SEC一份9页的文件,任克英被调查的具体原因是,国寿在港、美同时上市,招股反应热烈,但之后却涉嫌在招股期间为相关人士安排优先认购,违反配股程序,中国人寿在美上市期间有不正当行为。此外,监管层还想了解有关赠与相关个人的酬劳和礼物的一些情况,以及花旗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获得了建设银行的承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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