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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告诉记者，他们会在群里交流辞职心得，分享求职信息。比如，前一阵有人问跳槽后该选择哪种企业？过来人就会告诉他，“去私企要选对老板，去日韩企业要准备忍受委屈，美国公司的待遇不错，但工作比较累，相对而言，去欧洲公司性价比最高。”
一旦辞去公职，跳出体制，除了获得丰厚的报酬外，这些辞职官员认为，最大的享受就是没有了之前官场上的束缚和压力。
赵光华辞职前曾分管镇上的交通。他对采访他的记者说，以前当副镇长晚上睡觉的时候，要是外面下起了大雨，他总是担心会不会有地方滑坡，翻来覆去睡不着。“但现在晚上就算雨再大，我也能睡个安稳觉。”
曾担任北京市昌平区委书记、区长的关成华，2011年辞职后，重返大学校园。如今，人在哈佛大学的他给自己的生活定了三大任务：读书、观察和思考。
关成华婉拒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采访。不过，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他辞职后的生活：少了电话，没了应酬，终于能够尽享自由思考的宁静；远离喧闹，脱身诱惑，可以随时倾听自己内心的呼唤。拥有充分的时间来慢慢咀嚼和细细体味很多知识和道理，对于性格上本属慢热型的我来说更是个恩赐。
破除“官本位”
关成华毕业于北大，担任过北大团委书记、北京市团委书记。业内认为，他如果留在官场，顺利的话很可能会被提拔，“成为下一个孙政才”。孙政才2001年曾担任过顺义区委书记，后升任为北京市分管农业的副市长，12年后，在十八大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但关成华说，他的理想一直是做学问，当个最出色的大学教授。他退出官场被很多人视为一种遗憾，但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进步，因为官场的吸引力过于强大，对中国决不是什么好事。
事实上，在这批辞职官员中不乏关成华式的优秀人才。
41岁的陈伟才是第十一、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曾被誉为广州公安系统冉冉升起的“新星”。今年3月，时任广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处处长的陈伟才，作为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赴京参加两会，在全国11名公安系统人大代表中，陈伟才是唯一连任的代表。
去年辞职的广州南沙区原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孙雷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曾有过一段“千里走单骑”的轶事。
他在担任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发局副局长时，因同事签证延误，曾独自一人赴美，带着200多斤资料在美举办招商大会，其间布置展板、会务、主持、宣讲，全部独立完成。此举一度成为广州市招商引资的一段佳话。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体制内的人才曾多次集中“溢出”流向市场，并形成了几次官员下海的浪潮。
1986年初，永嘉县城关镇党委书记叶康松毅然辞去了自己的官职，承包了一片山地，被媒体称为“弃官下海第一人”“改革开放的弄潮儿”。
在这次下海潮中，一些职位较低的官员们成为了中国官场第一批的“下海”者，而且大多是“半下海”。所谓“半下海”，是指体制内的一种流动，如机构改革后编制的缩减，于是有些官员平级调到部门下属的单位与企业中去当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