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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途受阻，历来就是中国官员辞去公职的主要原因之一。
吴敏一被称为温州下海高官第一人，于2003年5月辞职。他曾坦诚地告诉媒体，他辞官和当时温州市换届中未能当上市长有直接关系。
“对于从政的人来说，更高的职务意味着更大的发挥平台和更广阔的发挥空间。但能不能做市长不是我能决定的，这里有很多我不能控制的决定因素。当得知没有这种可能性时，我就选择人生新的目标，决定去商界尝试一下。”他说。
在温州期间，吴敏一一手打造数码温州、信用温州，并大力推动温州信用体系的建立和政府改革。如今，数码温州已成为“新温州模式”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吴敏一也被称为该工程的总设计师。
一位不愿具名的辞职官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很多人之所以选择在县处级岗位辞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再往上升难度太大”“你熬一辈子，最后最多到副厅，还不如趁年轻，出去闯一闯”。
有数据显示，能够升至处级的中国公务员有60万，其中只有6000人可以成为厅局级后备干部，至少需要11年才能升到正厅局级。
就辞职原因而言，廖曜中无疑是这个群体中一个另类。
曾任湖南衡阳市司法局副局长的他，2011年10月与时任司法局局长在“进干部”人选上产生分歧，继而在党委会上“互殴”，并最终导致他结束了25年的公职生涯，在最新或2022（历届）年12月辞职。
事隔多年后，廖曜中谈起此事仍难掩内心的激动。他告诉记者，“当时我觉得很窝囊。我为什么要做一个窝囊的人？人生几何？总是这么窝囊、委屈地活着，有什么意义？他压了我这么多年，我是个男人，必须站出来，冲冠一怒！”
但就是因为他这“冲冠一怒”，官场上的朋友开始疏远他，甚至躲着他走。互殴事件过去后几个月，组织部想调他到衡阳贸促会，廖曜中不愿意，结果领导告诉他：“人家不想与你为伍，你这种性格，人家谁敢要你？”
廖曜中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事实上，让他下决心辞职的，是看不惯当地官场上那一套，“我感觉人活着要有尊严，我为什么要按官场中的生活模式来活？”
钱的事儿
除了仕途，收入始终是辞职官员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
今年6月，北京基层法官张伟晒出了辞职前的最后一张工资条：实发收入5555.8元。虽然在媒体采访中他一再强调，辞官“真不是钱的事儿”，但薪酬低促使很多人离开体制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去年7月，四川泸州古蔺县石宝镇原副镇长赵光华辞职时，发表了一篇《我为什么要辞去副镇长职务和公务员身份》的感言信，吐槽工作压力大、收入低，工资仅够给孩子买奶粉和尿布，工作6年了还靠父母接济养家糊口。
如今当律师的赵光华，收入是以前的五六倍。他告诉媒体，辞职后，近2万元的月收入，除去房车按揭和生活必需开支外，还能剩5000多元，“再不像以前那么拮据，也不用父母接济了。”
事实上，很多高层官员和基层公务员一样，都面临着收入方面的尴尬。曾称在“中国梦”感召下辞职加盟格力的全国人大代表陈伟才，在今年两会上公开呼吁，应该为公务员加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