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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媒体报道，延寿看守所监区门外的武警哨卡也是缺位的。根据《看守所条例》中对武警的职责要求，武警应该在“监区大门外”设岗，监区门外的哨卡与武警岗楼的设岗，是不同区域位置的岗哨。因为没有设岗哨，所以即使执勤的岗楼武警，发现三人形迹可疑后鸣枪示意，但因鞭长莫及，只能听任他们逃遁。
缘何不在监区门外设岗？武警的解释是规定要求我设岗于AB门这里，你没有AB门我就不设岗……不管这种说法是否成立，AB门的缺失毕竟授人口实。
如果说，AB门是从监区到自由社会的最后一道“技术”防线，监区门外哨卡是除去岗楼的最后一道“人力”防线，双重防线缺失，越狱的发生是否蕴含必然之可能性？
北青报：如此分析，偶发之说很难成立？
程雷：当然，还有一道最根本的防卫“屏障”——就是那道看不见的心理防线，检验干警的安全防范意识是否深入骨髓。可惜的是，这道心理防线最后也溃破了。
越狱的起因是犯人高玉伦事先和段管教约好给家属打电话。独自提审的段管教，让三犯有了脱离监室的机会（他们掌握了被害警员段某某有提审不锁门的习惯）。疑问就此产生：是谁允许犯人与外界通话的？而且约定在凌晨四点？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未决犯没有与外界见面通话之权利。进一步的疑问是，羁押犯是如何知晓事发当晚由谁值班并提前“预约”的？
《看守所执法细则》规定，夜间无特殊情况，不得打开监舍，一般也不会提讯嫌疑人。但如遇紧急情况必须打开监室门或进入监室，必须有两名以上民警同时在场，经带班所领导批准，并通知驻所武警中队。进入监室时，须有其他民警在监室外警戒，退出监室后应当立即插闩上锁。从程序上讲，是很严格很健全的。
就在延寿县“9·2”案中三名杀警越狱被告人被公审的前一天，四川凉山州看守所在押贩毒死刑犯阿机子发在医院准备就诊时，趁民警不备而逃脱。带他前去就医的警察，一共只有两人，另一人兼任司机。犯人正是趁该名警察去停车之际、看守警员只有一名的机会，打开脚镣逃走的。凉山州死刑犯逃脱一案和延寿县杀警越狱案有很大相似点：皆是警力监控“落单”时发生事故。程雷说，除了看守所的相关责任人要被追责，警力不足和硬件设施不完善更是当地政府的失职。
政府“缺位”缺在何处
北青报：延寿越狱案发生后，看守所所长和带班副所长，分别因涉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被提起公诉，你怎么看这种事后究责？
程雷：就他们个人在事件中该承担的相应责任看，这种究责当然没有问题，但如果仅就此而止，我认为还远远不够：在该事件中最该担责的政府始终无人问津。
北青报：越狱事件和政府有什么关系？
程雷：公众一直有一个误区，认为看守所是公安机关的看守所。而其实，看守所作为羁押场所，在《刑事诉讼法》中的定位，是被明确与公安区分为两个法律主体的。
《刑事诉讼法》在表述“看守所”时，是直接表述为“看守所”三个字，而非定义为“公安机关看守所”。也就是说看守所是一个独立的法律主体，与公安相互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