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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追赃方面，或许可以考虑做出一些让步，从实事求是的角度出发，让被请求国能够以没收到的一部分犯罪所得补偿司法成本。当然，从理论上说，犯罪嫌疑人的非法所得中的每一毛钱都是从国库中偷窃而来，理当全部返回我国国库；但前已述及，国外司法机关也为引渡付出了一定的人力物力，有了这种补偿机制，或许能够更好的调动其积极性，并获得当地民众的支持。
此外，“劝返”是一种破冰的巧劲。本次“猎狐行动”中，不少嫌疑人因为在国、境外东躲西藏过得很困苦，又惶惶不可终日，经过司法机关的劝导而主动回国接受制裁，就是很好的例子。既让法律得到了贯彻执行，又避免了引渡程序上的诸多麻烦，实在是事半功倍。
最后，还有一点很重要：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地区影响力乃至国际影响力，都是引渡协议谈判的一项重要支撑。尽管中国走的是和平外交路线，但力量上的差异多多少少会影响谈判双方的底气。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引渡协议的谈判中，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部分非洲国家进行得相对顺利，但与美国、欧洲发达国家则磕磕绊绊，这其中尽管有法律制度、观念上的差异，但综合实力恐怕也是重要因素。
犯罪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各个阶段，而犯罪后逃亡他国则是从神话时代就有的现象；“引渡难”是现实存在并且将继续长期存在的问题，而坚持不懈、多管齐下，则是破解这一难题的必由之路。（张军律师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出庭律师、“美国看法”作者，同时是一名中美关系学者，特别感谢他对本文写作提供的宝贵意见及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