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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里就有了一个大前提：
乙国凭啥要听甲国的话，把某人给抓了，送回甲国呢？或者说，你要抓捕某人，关我啥事？
在近代，世界上曾有过宗主国-附庸国之间的特殊关系，我让你干啥你就得干啥；而在二战后，一个基本的外交准则就是：尊重他国主权和领土的完整。换句话说，国与国之间是平等的，一个主权国家无权强迫另一个主权国家做或不做某件事情，一个主权国家也并不是天然地对另一主权国家负有某种义务，除非是双方已经签署了某种条约，或者都受到某个多边条约的约束（比如，加入世贸组织，就意味着承诺必须遵守相关的规则）。
显然，引渡也是如此。当一国收到他国提出的引渡请求时，并不是理所当然就有义务采取行动的。该国有权依照本国的法律，考虑本国的实际情况，独立地作出判断，是帮你把人送回去呢，还是干脆拒绝？所以，无论是欧美强国还是非洲落后国家，我国都必须尊重对方的主权，通过外交途径和司法协助来解决引渡问题。
当然，上面这个准则有时也不灵验，美国抓了诺列加（原巴拿马总统，1990年被美军在巴拿马以涉嫌走私毒品逮捕），英国占了马岛（又称福克兰群岛），都是属于用军事而非法律手段解决问题，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另一种情况，是某人不但在甲国犯了法，跑到乙国时也犯了别的法，这样乙国处理起来就简单多了，先依法判刑，然后驱逐出境。使用假护照入境、非法转移大量现金入境（洗钱），都是逃亡者常见的违法行为。不过，现在许多经济罪犯都早有准备，先拿了他国的居民权（绿卡），再把钱以合法渠道洗过去，最后才是外逃，就不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既然收到引渡请求的国家有权决定是否协助，那当然就需要有协助引渡的理由。
一个最基本的理由，是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和互惠协助。也就是说，今天你帮我把某个犯罪嫌疑人给引渡回来，明天我遇到类似的问题也会同样帮你解决，大家都不吃亏。而把这种互惠关系给固定下来，就是两国之间签订的引渡协议或条约，遇到此类情况时照此办理即可，不必每引渡一个嫌疑人就得谈判一次，大家都省事嘛。
但是，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达成这种共识的。比如，中国希望欧美各国引渡回来的嫌疑人，以经济犯罪居多；而欧美各国希望中国引渡回去的嫌疑人，则以暴力犯罪居多。双方关注的侧重不同，对某种犯罪的危害性认识不同，就不容易达成一致意见。实际上，世界上至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与其他所有国家都已经达成了引渡协议或条约。
此外，各国在协商引渡协议时，有时候不可避免地会掺杂一些无关的事情，比如进出口平衡、领土争议甚至是对第三方的态度分歧。尽管这种掺杂并无道理，却也是一国外交中必须通盘考虑的问题，往往会给引渡协议的谈判带来负面影响。比如，洛克比空难的嫌疑人，利比亚当局可是拖了11年之久才交给荷兰审判的。
观念分歧
即便两国达成了引渡协议，也并不是立即就能动手的。
许多国家（包括我国）的法律都规定，对于每一个引渡申请，都必须交由法院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审核，符合本国法律规定的才会批准实施。
而在许多国家（如加拿大、美国等等）的法律中，这个“法定程序”就包括了开庭审理。也就是说，该国的检察官或移民局官员，必须在法庭上尽力说服法官，证明按照当地法律就该把某人引渡；而被要求引渡的人，也有权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法官并不是当然地相信哪一方的说法，一切以双方的证据为准。
更麻烦的是，在其中一些国家，这个审理程序相当冗长，一场官司从开庭到判决要大半年，打输了还可以上诉，上诉输了还能以新的理由再申请禁制令来阻止引渡……同时，被请求引渡的人还可以申请庇护（尽管通常都不可能得到批准），反反复复地折腾下来，几年时间就这么悄悄溜走了。赖昌星在加拿大之所以能够呆上如此之久，主要就是因为他的律师用尽了一切法律程序，不断节外生枝，阻挠引渡命令的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