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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程序上的拖沓，还会衍生出另一个问题：诉讼成本。
任何国家的司法资源都是有限的，而与引渡有关的诉讼，如果旷日持久，必然要消耗大量的司法资源。因此，每一个国家的司法者，在决定启动某人的引渡程序之前，就不得不预先对该案的诉讼成本做一个评估：如果花费了太多的人力物力，能不能给本国民众一个合理的解释？毕竟，引渡过程并不会给本国民众带来实际的收益，更多的只是对他国的“友情协助”，花太大力气就不值得了。
况且，中国希望引渡回来的犯罪嫌疑人中，很大比例是经济犯罪，对当地的治安状况并无多大威胁，为启动引渡而付出的诉讼成本，就更难获得当地民众的理解与支持。
除了上述必要条件之外，引渡犯罪嫌疑人，还存在着诸多消极障碍。
基于司法主权，各国都规定了若干拒绝引渡的情形；而各国法律制度上的差异，有时候就恰好会触及这些规定。
比如，加拿大和许多欧洲国家的法律规定，如果想要将某人引渡回国，请求引渡的国家就必须作出不判处该人死刑（或虽然判决死刑但不执行）的保证。然而，作为请求引渡的国家，本身当然也拥有司法主权，如果作出这种承诺，实际上是放弃了一部分司法主权。虽然说是个案，但事关国体，依然是一件需要慎重考虑的事情。
同时，如果承诺不判处死刑，还可能引起执法不公的质疑。比如，几个人共同参与了一项犯罪，罪行严重程度相当，为什么有的罪犯被判处并执行了死刑，而另一些罪犯就能免予一死，只是因为他逃到了国外？当然，如果不作出这样的承诺，他们也许就会逍遥法外，所谓“二恶相衡择其轻”，但要让普通民众都能认识并理解这一点，恐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另外，欧美许多国家使用的是普通法系（德国是个例外），而我国的法律属于大陆法系，两者天生就存在诸多不同，如对于证据的认定标准、对于诉讼程序的正当性等问题，与我国法律的规定都有相当的差异。
而想要说服法官，就必须按照该国的标准来准备证据，还必须克服语言上的诸多障碍。在赖昌星引渡前的审理程序中，我国司法机关就派出了两名检察官和一名海关缉私官员，作为原告方证人，有力地证明了他按照加拿大法律应当被引渡回中国，但也因此花费了很大的人力、物力。
还必须看到，有一些外国民众，长期对我国的司法体系抱有成见甚至是偏见，无端地指责我国的司法体系不透明、不独立、不能保障被告人的正当权利，因此反对将嫌疑人引渡回中国受审。比如，在赖昌星案的庭审中，他的辩护律师请来的一名所谓专家证人，竟然在法庭上声称中国所有的侦查机关都会对嫌疑人刑讯逼供，因此口供不可采信。这种观点尽管是信口雌黄，但也会对一些不了解中国的外国民众带来先入为主的影响。还有一些议员则会投其所好，把这种指责变成对该国司法机关的公开责难，从而给本来就已冗长的引渡程序带来更多的困难。
路在何方？
尽管，引渡犯罪嫌疑人的工作充满了挑战与艰辛，却依然是一项必须奋战到底的工作。理由也很简单：只要有一名嫌疑人还没有得到法律公正的审判，就会让其他的嫌疑人心存幻想，认为一旦外逃成功就可以高枕无忧。
而为了解决“引渡难”的问题，本文作者认为，需要在诸多方面共同努力。
首先，外交是解决引渡问题的最主要途径，而通过谈判来达成引渡协议，则是一劳永逸的首选方式。最新或2022（历届）年，我国外交部已经在与10个国家进行引渡协议的谈判工作，力度可谓空前；而通过G20、APEC等多边机制，传达、解释中国的声音，争取获得他国在引渡问题上的支持，则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其次，是培养一批通晓国外法律、善于用外国人的逻辑进行沟通的司法人员，在必要时积极到国外去出庭作证，阐明案情事实与中国司法的真实情况，以确保印度程序能够公正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