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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的争议性，令其采编人员易被同行孤立，在2010年《环球时报》;越来越多参与国内报道后体现得尤为明显，碰到热点话题，《环球时报》员工——最著名的是其总编胡锡进和前编辑王文——在发出与众不同的声音时，往往会遭遇集中攻击。甚至胡锡进在从腐败问题到北京空气污染等热点话题上以批评者出现时，依然难获认同。
《环球时报》以评论方式介入国内话题，他们特有的叙事语言和逻辑往往能巧妙突破各种禁区，成为某些新闻事件的唯一报道记录者。《环球时报>编辑前王文曾骄傲地说：“我理直气壮地回复你们：你们在微博上的文字肯定会消失，未来的人们再来查询历史的时候，会忽然发觉，全中国的媒体中，只有《环球时报》用纸质记载了每段重大真实历史。在《环球时报》里，发现了每一个21世纪初的敏感词！这就是我们对历史的最好交待！”
虽然《环球时报》遭同行普遍质疑，但它的英文版，却在专业性上令新闻同行刮目相看，甚至赢得真正敬意：“它不但在英文水准上，明显较《china Daily》和《21 century》高一些，在内容上它也更像一份真正的英文报纸。”
曾有人这样总结《环球时报》的封面头条的基本套路：“美日总有新阴谋，‘台独’又搞小动作”，但这个概括至少对2008年以后的《环球时报》已变得并不准确一《环球时报》封面报道涉及的题材越来越宽广'日益靠近其“报道多元世界，解读复杂中国”的定位。
如果市场是唯一的裁定者，它无疑是今天中国最成功的报纸之一。在传统媒体面临新媒体巨大挑战出现市场萎缩的今天，《财经》杂志副总编何刚曾任职于《人民日报》国际部，他认为《环球时报》在每一个时期都“踩对了点”：在市场需要原创的时候，它及时提供原创；在民族主义受欢迎时，它贩卖了民族主义；而当社会需要观点时，它又贩卖了言论。
一份艰难崛起的“破报纸”
《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认为，他的前任何崇元奠定了今天《环球时报））的基本格局。
何崇元l953年出生在湖南省临澧乡村，幼年经历饥荒，读小学时遇到“文革”失学2年，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在村大队当团支部书记，后又在公社做文书，前后5年，直到1977年进入上海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他24岁之前的生活都在乡村度过。
何崇元的早年经历，使他形成了对《环球时报》编辑风格的独特要求：文章语言力求通俗，要让工人、农民都可以看懂。这种趣味和审美取向，与当时《海外星云》《青年参考》《世界之窗》《世界博览》等与国际题材沾边的媒体追求雅致的路线完全相反。
何崇元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人民日报》国际部，1993年1月，这张报纸每周1期，4开8版，两页折叠，文萃气息浓郁，内容几乎全部是明星和猎奇，或国外的轶闻趣事，封面曾用过《毛阿敏为什么不嫁新加坡富商》，而《“死婴”长大要认妈》《梦上蓝天命归黄泉》《“土匪女王”进国会》之类重点文章也与新闻相去甚远。最初发行量只有2万份，能否生存尚是未知。
上世纪90年代初，“苏东剧变”后民族主义开始被意识形态选择，1990年底，学者何新在《人民日报》发表《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提出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纳入意识形态的核心。1996年，《中国人可以说不》成为当年度畅销书，发行百万册，民族主义情绪在民众中开始兴起。这些国内思潮演变起初并不为《环球时报>关切，国内都市报在这个时期开始兴起，《环球文萃》也在尝试着定都市报路线，但无论发行数量和讲花边故事的内容都无法入主流之眼，不少员工都有遭到同行奚落“破小报”的经历，一位女员工甚至在印厂受到嘲弄，一路哭回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