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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案指标完成与否不仅与单位的评优和奖励密切联系，也与警察个人的福利休戚相关。心理学研究表明，如果一个操作发生以后，接着呈现一个强化刺激，那么这个操作的强度就增强，所增强的不是S-R(刺激—反应)的联结，而是反应发生的概率。强化(reinforcement)即指增强某一反应发生概率的一种程序。因此，以指标完成与否为主导的赏罚机制无形中使刑讯逼供得以强化。当下一次审讯陷入僵局时，刑讯逼供就极有可能再次发生，这其中的强化物(凡能增强某一反应发生概率的刺激)近的是嫌疑人的口供，远的是办案人员的职务升迁、立功受奖。可见，破案指标本应为改善社会治安的目的而拟定，但有时在实际操作中却出现了软硬指标的严重冲突：即不仅未能实现社会治安的好转，反而使警察因盲目追求完成硬性数字而增加了实施刑讯逼供的可能。
三、伦理学视角：警察刑讯逼供的道德宽宥
(一)警察刑讯逼供的“道德盲区”
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体现在人是有理智的，具有对自己行为的控制力，人的行为受到伦理道德的制约，即孟子所说的人人皆备的“恻隐之心”。警察是组织纪律性很强的群体，肩负着惩恶扬善的社会职责，理应具有高尚的道德和人格。刑讯逼供显然是与警察应有形象格格不入的“恶行”。问题的关键是：这种“恶行”为何没能得到道德的抵制？
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两方面的原因对警察刑讯时的内心世界作以解读。一是刑讯目的的“高尚性”掩盖了“恶行”的本质。抛开公安队伍中个别败类以刑讯取乐的情形，刑讯逼供是警察执行公务时的一种“行为”，而非私人的复仇或妄为。警察与犯罪嫌疑人并无私仇，其如此行为的目的是为了破获案件，维护秩序，实现正义，增进公共的福祉。这样一种“公”的性质，使得警察在刑讯逼供时“心安理得”和“理直气壮”，也使得刑讯逼供能够借助功利主义的道德获得宽宥乃至纵容。②二是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在道德层面上的不平等性。一方是维护社会正义、权力在握的警察，一方是涉案在身、低人一等的犯罪嫌疑人，侦查人员道德层面的优越感和权威感在讯问的情境中会急剧膨胀，进而引发不理智的行为。应该看到，在警察内心深处，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回答是有“道德基础”的。他们认为当一个人的行为与刑事犯罪有关时，要求其如实回答司法人员的提问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事实上，这种观念在社会大众中也是普遍存在的。正如卡夫卡在《审判》中表达过这样的主题：因为你被控有罪，所以你有罪。因此，侦查人员很容易获得这样的心理暗示：在道德层面，犯罪嫌疑人是低人一等的，他们已在一定程度上被物化为刑事诉讼活动的“客体”，为了追求破案效果对其动用些非法的手段无伤大雅。
上述两方面原因为警察刑讯逼供扫除了心理障碍，使得这项“恶行”成为了一个“道德盲区”。不仅参与刑讯的警察“当局者迷”，就连其同行甚至公安机关的领导也很难做到“旁观者清”，相反，他们对于这样的现象“深表理解”。一旦遇有民警因刑讯逼供“东窗事发”而锒铛入狱，大多数同行表现出的都是深深的同情和不忍，很少有人对之深恶痛绝，更不会有多少人愿意对同行进行揭发。而如果因刑讯获得了口供进而侦破了大案，取证手段的非法性则多会被忽略不计，上级领导和左右同事谁都不会有负罪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