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夫人蒋英照片,钱学森和夫人蒋英的爱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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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工作上严谨细致,平易近人,生活上也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他的皮革公文包还是从美国带回来的,一用就是40年,其间曾修补过好几次。平常穿的衣服也极朴素,一件绿色的军大衣,他在西北基地一披就是20年。
 
  他的办公室只有二十几平方米,没有一件像样的办公用具,一整排掉了漆的书橱几十年没换过,里面放满了各种书籍资料,书橱顶上也利用起来,整整齐齐地摆满了一摞摞剪报和资料。一组灰色的布沙发,弹簧早就坏了,坐下去就起不来,还不如二手市场卖的旧家具。但是很多年,钱学森就是在这个陈旧甚至可以说破旧的办公室中勤奋工作,作出巨大贡献的。
 
  他从不以“大科学家”自居,在三年困难时期,他和大家一样,常常在食堂排队,吃着他自己的那一份定量。20世纪80年代,逢年过节,单位的同志去他家拜访,拎着两条鱼,他的表情立刻就严肃起来,问:“院里的同志都有鱼吃吗?”回答说都有,这是单位发的,他才安下心来。
 
  1982年,钱学森与他人合著的《论系统工程》一书出版,他把自己那份稿费捐给了系统工程研究小组。1995年,钱学森获何梁何利基金1994年度优秀奖100万港元。这是一笔相当大的奖金,但这100万港元的支票甚至都未经过他的手,他就写了一封委托信,授权王寿云和涂元季,代表他转交给促进沙产业发展基金,捐给了我国西部的治沙事业。
 
  他一生的几笔大收入统统都捐出去了,除了捐赠,他还交纳了两次近乎“天文数字”的党费。
 
  一次是1963年,钱学森著的《物理力学讲义》和《星际航行概论》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两本科学巨著,稿酬自然不少,有好几千元。这在当时,即使够不上“天文数字”,也是一笔相当巨大的收入。那时刚度过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钱学森及其家人也是勒紧裤带过日子。但是,这么一大笔钱并没有使钱学森动心。当钱学森拿到这笔稿费时,连包都没打开,转手就作为党费交给了党小组长。
 
  第二次发生在1978年。当时“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老先生20世纪50年代受聘于中央文史研究馆(简称文史馆),1969年去世。但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从1966年起就不发工资了,所以,钱老先生在去世前三年未领到一分钱工资。到1978年落实政策时,给钱均夫老先生补发了3000多元的工资。
 
  钱老先生已过世,钱学森作为钱均夫唯一的儿子,自然有权继承这笔补发款。但是钱学森认为,父亲已去世多年,这笔钱他不能要,退给文史馆,人家拒收。钱老说,那我只有作为党费交给组织。所以这3000多元也交了党费。
 
  钱学森几乎没留下任何钱财给儿女。
 
  平时,钱学森和别人联合署名发表文章时,他总是把稿费让给别人,说:“我的工资比你多,此稿费就请你一人收下吧。”
 
  钱学森的“四不”
 
  钱学森对自己有“七不”,这里只讲四个“不”,这“四不”不容商榷,绝不改变。
 
  一是不搞“走后门”的事。钱学森自然不会去走后门,同时他也不许别人在他这里走后门。他对许多事情,定下一个原则,然后就坚持这个原则,对谁也不例外。
 
  多年来,许多人为违背钱老定下原则的一些事找到秘书,秘书只能按照钱老规定的原则,婉言谢绝。在秘书这里走不通,有些人又想方设法找到钱老的夫人或子女,想走他们的“后门”,但这个“后门”更走不通,钱老的夫人蒋英同志又把来信或来函转给秘书,还是由秘书答复他们。蒋英说:“他曾给我交代,工作上的事,不许我掺和,说夫人干政,群众十分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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