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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国以后的40多年里，每当蒋英登台演出，或指挥学生毕业演出时，她总喜欢请钱学森去听、去看、去评论。钱学森也喜欢把所认识的科技人员请来欣赏，大家同乐。有时钱学森工作忙，蒋英就录制下来，放给他听。如果有好的交响乐队演奏会，蒋英也总是拉钱学森一起去听，把这位科学家、“火箭迷”带到音乐艺术的海洋里。
每当听到蒋英的歌声，钱老总能感到一种美好的赐予。于是，他自豪地对自己说：我是多么有福气啊!他甚至总想对人们高呼一声：让科学与艺术联姻吧，那将会创造奇迹!
一枝独秀秀春情，绿叶青枝枝含金;
几经秋雨点春色，又逢才子逐蝶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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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我姓钱，但我并不爱钱
钱学森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我姓钱，但我并不爱钱。”他的一生把金钱看得很淡。
钱学森在美国20年，36岁成为终身教授。作为一流科学家，他得到了优厚的经济待遇和生活条件，完全可以过一辈子富裕享受的生活。而新中国各方面都十分落后贫穷，他却想方设法要回到祖国来。他明知回国后的生活条件和科研设施肯定与美国有很大差距，但他和祖国人民同呼吸、共患难，要用他的智慧建设国家，使祖国强大，人民幸福。
钱学森回国后，主要收入就是每个月的工资，以今天的标准看，那时的工资并不高，一级教授一个月300多元，而且几十年都没涨过工资。钱学森一家过着最普通的市民生活。刚回国时，住三居室，一住就是很多年。钱老的夫人蒋英同志曾说：“刚回国那会儿，我们也不知道这300多元能买多少东西。学森喜欢摄影，他从美国带回一架照相机，刚回国时，祖国欣欣向荣，他看到心里高兴，就拍了很多照片。一个月下来，只是买胶卷就把他一个月的工资花光了，到这时我们才知道，不能像在美国那样乱花钱了，要省着过日子。从此他把那个相机收起来，放进箱子里，以后再没玩过摄影。”
刁九勃回忆那时候钱学森家里的生活情况说：每个月家里吃喝用度要花多少钱，我都要算一下怎么省钱，每一项支出都记在本子上，月底给钱学森看完签字，再从他的工资里支出。首长不讲究吃喝，不抽烟不喝酒。那时国家不富裕，物资紧缺，有一次家里吃饭炒菜用油困难，我上京西宾馆和保卫处讲，我们家的油实在太紧张了，他说实在不行你上餐厅吧，我让他们给你弄几斤。我说上次正儿八经吃顿回锅肉就对我很不满意，我再弄点油肯定要挨批，就一直没敢要。
钱学森喜欢吃点瓜子，我们老家在东北，逢年过节寄点瓜子来，就是葵花子，我都舍不得，基本上我留下一点，剩下就给钱学森和蒋英。有一次科委从哪儿弄点花生米，大概给了家里三斤还是几斤，那可了不得了，那阵哪能吃上花生米，蒋英这高兴啊。这种生活水平一直到1972年左右才好转点。
除了工资之外，钱学森还有一些稿费收入。这些稿费可以改善家里的生活，但是钱学森总认为自己的生活已经可以了，还有许多人更困难。
1958年，他的《工程控制论》一书中文版出版，稿酬有1000多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他看到寄来的稿费很高兴，因为这笔钱正是他想要的，但却不是给他和家人用。他来到当时任教的中国科技大学力学系办公室，跟办公室人员交代，这笔钱以后就给力学系的学生买计算尺用吧。原来他在给学生们讲课时发现，班上农村学生较多，经济都很困难，许多学生买不起计算尺等学习用具。钱学森一直在想怎么解决贫困学生买学习用具的事。直到今天，当年科大力学系的一些学生还清楚记得，他们一入学，系里就发一个计算尺，并特地说明，这是系主任钱学森送给大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