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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e-Chandos 说：“如果脑死亡的所有条件都满足，那么除了我们的身体什么也不剩了。Jahi是一个悲剧，她的母亲肯定很难过。”
对于脑死亡后身体能够维持多长时间的研究进行的不多。对于脑死亡的讨论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50年代的法国，那时有6个病人在他们“活着”的2到26天里没有血液流过他们的大脑。
Greene-Chandos说：“或许有第二种死亡的方法，因为这些病人会渐渐死去。”（很明显，一个人是否活着主要看他是否还有心跳和呼吸。）现在在呼吸机、血压升高素以及激素的帮助下，脑死亡的病人理论上可以维持身体运转很长一段时间。脑死亡病人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脆弱，各项组织被感染的风险很高。
Terri Schiavo‘家让他们脑死亡的女儿活了15年，他们曾试着帮助Jahi活下来。和Jahi不同，Terri Schiavo不是完全的脑死亡，她的大脑还有一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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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死亡不可能恢复
之所以许多人无法接受脑死亡，是因为在临床中，机械通气（即气管插管、上呼吸机）可以使脑死亡患者继续维持呼吸和心跳，这两个传统的生命特征的存在会让人以为患者还活着，不忍放弃。但实际上，脑死亡患者的呼吸，只是连上呼吸机后所产生的一种机械性的被动呼吸动作，而不是自主行为——就像电风扇只有在通了电的情况下才能转动，拔除电源后，电风扇并不能自己转动。
而且，由于脑死亡患者的生命“中枢司令部”已经完全罢工，即使有各种医疗器械的保驾护航，通常也并不能维持多久的心跳。所以说，脑死亡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即使给予再多的医疗救治，患者也不会恢复。
立法是为了更尊重生命
出于对生命的尊重，越来越多的国家在临床中执行脑死亡的标准，并对脑死亡进行立法。
因为，如果患者已经死亡，却由于科技的介入维持着生存的假象，对患者的家属来说，不仅是情感上的折磨，还有经济上的沉重负担。即便家属在经济上能够承担，但这实质上也浪费了整个社会的医疗资源，如果把这部分医疗资源用于那些可以拯救的患者，会更有意义。
从医疗资源的角度来说，脑死亡立法的另外一个意义在于它有助于器官移植。因为，在用仪器维持生存假象时，脑死亡患者体内的各个器官都在不可逆转地走向衰竭，等到传统意义上的死亡时，他的器官已经不能用于移植了。如果没有脑死亡立法，那患者生前签署的器官捐献协议就此变成了一张废纸。而且，如果没有脑死亡立法，就算家属同意，医生也不能从脑死亡患者身上摘取器官进行移植，因为在法律上，他还活着。
法律与临床标准不断完善
所以，许多国家已经或正在进行脑死亡立法，以避免医疗资源的浪费。目前，直接以立法形式承认脑死亡的国家有芬兰、美国、德国、罗马尼亚和印度等10多个国家；虽未制定正式的法律条文，但临床实践中已承认脑死亡状态，并以此作为宣布死亡依据的有比利时、新西兰、韩国、泰国等几十个国家；虽然为医学界接受，但由于缺乏法律承认，因此临床并未采用脑死亡标准的则有中国等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