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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官场表面规则的蔑视，一方面，是其性格所致，另一方面，是杨深知官场的规则除了表面文章，更多的是内里工夫，在杨的努力途中，她从来不放弃往上走的决心和努力。
李松坤曾经任职温州市供销社副主任，权力和关系都比杨秀珠强些。但杨秀珠更善于钻营，几年后，反倒是杨秀珠的关系多了。“在家里从来不干活，但到了领导家里，她是拼命地干活。”1975年前后，“文革”中的造反派杨秀珠到杭州，结识了省内高官及高官的夫人。一位曾在饮食公司工作过的人士反映，当时杨秀珠一有机会去杭州都会带一些点心送给省城的某位领导，这可以看作是杨秀珠开始努力向上爬的开始。
1989年，杨秀珠一心一意要在规划局由副转正，但各种意见随之而来。时任温州市委组织部部长的原市人大常务副主任韩文德说，当时综合起来好像有8点意见。为了确保公正性，由6个部门组成了联合调查组，对杨秀珠进行了调查。
“调查以后，我们向人大做了汇报。”韩文德说，总结下来，这个人形象是差一点，口碑也不好，但工作还是比较积极肯干的。因为“要看主流”，所以尽管当时很多人反对，杨秀珠还是顺利成为了掌有土地开发大权的规划局局长一职。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有市领导表态，我们就是需要这样的女干部。
1998年，政府换届，在听到杨秀珠可能到省建设厅任职的消息后，省建设厅厅长代表建设厅里其他几位副厅长向省委组织部递交了一份材料，提出不欢迎杨秀珠到建设厅。
但是杨总有办法在关键时候为自己争得胜利，当年省建设厅不认为好的项目，杨秀珠自有一套本事让建设部颁了奖;建设厅的反对杨也没当回事。组织部宣布的业绩上，全是她多年来劳苦功高的事实。
在民间流传的故事中，杨讨好上级的故事始终带着几分乡土风味，并不是多么出奇制胜的法宝:
上面有人下来，她会立刻在温州的华侨饭店布置一间房间，里面挂满各种名牌服饰，让领导和领导夫人去挑选衣服。杨在小汽车里面装了冰箱，凡是进省就给省干部带名贵海鲜。她当了省建设厅厅长之后，并没有停止送礼的步伐，“每次回温州，都是一卡车一卡车地往省城带礼物”。杨的这种表现在温州当时被视为正常。
在温州的乡村选举中，“从前想当村长的人是每家每户一包烟，现在是5包不够，一大早就挨家挨户往村民房子里扔，像是邮递员扔信件”。
除此而外还要有酒席，一个有影响力的农民，在选举期间要吃各个候选人一个月的酒席。温州的民间政治文化的法则是:没什么不能够用钱换来的，即使是官场上的职位。
民间出身的杨当然深明这个道理。温州市纪委一名官员介绍，在温州，已经得到监察部门确认的关于杨贿选的事实是:在人大没有通过她升任副市长时期，她和当时的市领导一起给人大常委会做工作，40多名人大常委她挨个做工作，答应给他们解决住房问题。市政府的一名官员说:“为市人大盖了一幢新楼，此举深入人心。”
别人进不去的门她能进去，别人做不到的事情她能做到，就凭这些，她终于走上了集城市规划和土地出让为一身的温州市副市长的职位。
温州市原人大秘书长杜玉生说，“她是在一片骂声、反对声中跑步前进的”。据说，在她当副市长时候，迅速成长的她更增加了许多上面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