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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杨后期的安排已经超越了土地系统，据说在“三讲”期间，温州市检察院院长曾经透露，之所以安排杨秀珠的弟弟在检察院工作，主要是因为杨可以控制检察院的房子。
杨的出事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她究竟给温州留下了什么样的土地矛盾？
有温州的现任官员说，都是杨的破坏，使得现在温州杂乱无章，无地可批，但是，温州规划局的领导断然说:“温州的土地就那么紧张，她能破坏多少？她不过是把地低价给人罢了，不给这个也会给那个。温州的土地还是那些土地。”杨只是利用手中之权将她经手的土地给她自己带来了巨大收益而已。
她留给温州的与其说是破坏，不如说是警戒:针对当年的做法，现在温州市规划局实行阳光规划，各项规划均由市民讨论通过，因为杨的后遗症太重。“我们现在权力越来越小，这也是我们希望的，权力小不出事嘛。”这位领导解释，“目前，我们正在推出的是以城乡一体化和生态建设为主的城市规划，希望能缓解城市的用地矛盾。”
杨秀珠的权力关系
杨秀珠这个温州女子保持了她的底层特色，就是没拿官场规则当回事。曾经和她一桌吃饭的马津龙亲眼看见她团起餐巾纸往市委书记脸上扔，“仅仅是一言不合”。习惯官场表面文章的人可能会受不了，“尤其是几乎所有的人都在书记长书记短地唱赞歌的时候”。
还有一次更重要的场合，杨秀珠也是如此表现，那是她选举副市长被多数人大代表反对的场合，当时的市委书记还在努力为她拉票，沉着脸的她当众大声斥责书记:“棺材都抬到桥头了，还说什么说。”
与一般人在官场上的小心谨慎不同，她的很多行为甚至可以说是官场大忌:温州电视台的记者们都记得，杨爱出风头，在看见摄像机对准自己后，她会推开旁边的市委书记，抢在一众人前;她在当副市长期间，还出钱请某制作班底来拍摄一部反映她改革成绩的电视剧，名字叫《丰碑》，在温州大放特放。
“那时候，我倒不觉得她多爱钱，因为在温州，反对她的人太多了，一般人在那样的环境下都会小心谨慎，多少双眼睛盯在那里。我就是觉得她爱权，爱出风头。”对改革关心的马津龙实际上并不关心杨，但是觉得她作为官场上的特例比较有趣，因为她颇有打破一切表面化文章的气势。
这样的评价和杨的前夫李松坤的评价一样。李是杨秀珠前夫，两人在“文革”中相识结婚，但在1979年开始分居，1991年协议离婚，“是不是有政治野心不大好讲，但她确实喜欢场面大一点，权力大一点，镜头多一点”。
按照李的说法，杨的能力其实很适合官场，“她的字写得不好看，但文章还可以，而且口头表达能力比较强。如果是给领导汇报个工作，一二三能讲得很清楚。她喜欢热闹的场合，一天不出去，就憋得慌。给人感觉不大像女人，大大咧咧，讲粗话，所以当时的口碑就很差”。
两人的婚姻谈不上幸福，经常吵架。有一次两人不知道因为什么又吵起来了。李对杨说:“咱们做人老老实实算了，组织让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杨秀珠回答:“当官有什么不好，至少不会被别人欺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