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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二：如何应对谣言？
谣言本不必有，不公开的事情多了，世上也就有了谣言。周晓虹在《传播的畸变》一文中定义说：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说，流言（gossip）和谣言（rumor）都是社会大众中传播的未被确证的信息。
美国学者对战时谣言的分析，指出了形成谣言的两个条件——事件的重要性和信息的模糊性，并且，大部分谣言都是集体创作。
有一些所谓谣言，日后不断被证明只是不被认可的真相披露，问题是，这样的事例太多。于是辟谣成为需要举证自清的一方，而与此同时，网络流言的交流则成为了信息短缺的社会唯一的选择。
因此，学者Rasnow也曾指出：谣言是一种公共的信息交流，它反映了个人对于某一社会现象的假说。
我为SARS中的网络流言现象作出过如下分析： “从理论上来说，作为一个‘平权化的媒介平台’，……它无非是给无权无势、一时缺乏消息来源的大众一种信息传通的基础平台：从开始时期对消息封锁的打破到后来的添油加醋，从描述事实到盲目议论，从透视真相到风传谣言，诸如此类。”
还有一类谣言，被证实确是谎言。但社会却似乎并不认为这些谣言就毫无意义：人们一般向当局或是媒介吁请真相，把证实的责任交付给它们，但谣言却打击了这一过程，为此，胡泳把谣言理解为一种“社会抗议”。
至于删帖、封号之类，用来制止有意图的违法行为时，是有效的；可是，用于一般社会公众心理则不行，因为：举凡一切好奇、恐慌、抗议，或可被抵消，无法被删除。
反思三：如何面对新闻界？
新闻界的本质，并不是一个自足的本体，而是沟通国家与社会民意的中介体。除了履行媒介-信道的职责，新闻界并没有多少自己的利益，也没有显在的企图心。
因此，好的治理者看待新闻界是中性的，更好的治理者看待新闻界是良性的。
灾难发生后，新闻界闻风而来，原因只有一个：受众的惊恐需要信息与意见来抚平。而这一点，也正是政府的意图所在，不是吗？
因此，以下技术性问题是不言自明的：
1、所有记者均有权报道吗？是的，而且应该迅速建立临时新闻中心，以统筹服务林林总总的新闻媒体。
2、对不同的新闻媒体可以区别对待吗？可以，但应以不妨碍泛在的新闻报道权为前提
3、外国新闻记者有权报道吗？是的，如果他们确实是记者。
4、新闻记者、外国记者也会信谣、传谣吗？是的，如果他们得不到态度诚实的信息发布，那么新闻界就会转而报道所谓“未经证实的”道听途说；抛开新闻伦理的纠葛不谈，那种对“未经证实的信息”的关注，其目的大多仍是要敦促权威信息的发布。
1843 年，马克思在《莱茵报》从事新闻工作时期，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一文中写道：“要是个别的人，尤其是相当一部分居民成了某种异常可怕的灾难的牺牲品，而又没有人谈论这种灾难，没有人把这种灾难看做一种值得分析和讨论的对象，那么，受难的人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要不是别人无权谈论这个问题，那就是别人认为这个问题具有重大意义的说法是无稽之谈，因而不愿意谈论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