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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建国（资料图）
本期嘉宾
王贵秀 中央党校教授
刘明望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研究员
去年9月，因强拆导致自焚的江西“宜黄事件”轰动一时。时隔1年，被免职的宜黄前县委书记邱建国和前县长苏建国悄然平级复出。本月2日，有网友称，“邱建国将出任抚州金巢（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苏建国任抚州市公路局局长”。此消息近日被江西抚州市委组织部证实。
宜黄官员复出事件引起网络一片“声讨”，在“民意”面前，“高举轻放”的官员复出现象到底该给个怎样的说法？昨日，南方日报邀请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研究员刘明望就此问题进行探讨。
1年复出不违规，公众为何仍不满？
虽然对问责官员的再任用并没有违反规定，但如果没有厘清问题和责任的所在，那么复出也不合理。这些问题不给出公开解释，民意自然不买账
南方日报：2010年初，中央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规定：党政干部引咎辞职和受到责令辞职、免职处理的，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邱建国和苏建国二人复出已经在一年以后，为何会引发如此大的不满？
王贵秀：如果问责没有厘清问题和责任的所在，那么责任官员的复出自然也不合理。按理说，不能为了息事宁人就随意免除官员的职务或强迫其辞职，即使官员真犯了错也不该一棒子打死，终身不能为官。然而目前一些地方的问责就是在走过场，在风口浪尖上让官员退下来，避避风头，起到舒缓矛盾的作用，而后照样官复原职高枕无忧。如果说责任官员的复出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也不必如此“低调”。我认为，民意不满也正来源于这样悄无声息、说法不明确的复出。
刘明望：下马确实不意味着绝对退出行政系统，如果真的改正错误，转到一个能“有所为”的岗位上也不算人力资源的浪费，但程序上的公开，保证民众知情权很重要。虽然对问责官员的再任用并没有违反现行组织、人事规定，是合法的，但是1年刚过，他们真的就适合又回到平级的领导干部岗位上吗？哪些证据能给予证明？这些问题不给出公开解释，民意自然不买账。
中央文件频频发，只问不责为哪般？
从根本上讲，民意无力对官员是否复出进行制约，就难以达到权责一致。如果暂时没有扩大民众参与监督的条款出台，就要在系统内部建立考评机制。对于官员复出与否要经过党委集体记名投票，让每个人对自己的投票负责
南方日报：近年来关于干部选任的规则制度不可谓不多，为何在官员问责问题上还是没有达到官民双双满意的效果？
王贵秀：当前地方权力过于集中在地方党委，而问责制度又往往难以追溯到一把手。虽然目前的问责制已涵盖领导官员履行职责不力的各种情况，也将行政问责提升至“党政两方面”，但如果在实施中问责程序不规范、官员复出不透明，民意难以真正参与监督，就难以达到权责一致，往往出现“只问不责”的情况。
刘明望：中央多次强调，行政问责的根本目的在于强化行政监督、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而这次宜黄官员复出引发的一片舆论质疑，实际上暴露了我国行政问责制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新难题。从根本上讲，民意无力对官员是否复出进行制约，而官员的重新启用也要偷偷摸摸。而隐蔽的复出，又触犯了公众的敏感神经：没有享受知情权和参与权。
南方日报：针对宜黄官员“复出”现象，《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说，遭遇舆论危机后的地方政府应当“正视‘干部复出’背后的公众焦虑，建立更加科学的干部复出机制，这是‘治病救人’的题中之义，也是‘理性政治’的必然要求”。对此，您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