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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从1988年起，云南陆军讲武堂便一直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在朱和平看来，这与其保护水平似乎并不能完全成正比。而1987年便被列为云南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朱德故居，在他看来也应该提级到国家级保护。
1909年1月，22岁的朱德辞去老家四川仪陇县县立高等小学堂的教职，步行跋涉千里，经过70多天，来到云南昆明。由此开始，朱德在云南及滇军中度过了长达13年的岁月，是唯一在云南长期生活、战斗过的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1911年，意气风发的年轻军官朱德刚刚参加了辛亥革命的武装起义，次年便以营长身份开始在自己求学的讲武堂担任军事教官。也就是这一年的秋天，26岁的朱德在昆明迎娶了读师范的肖菊芳，这位夫人在为朱德生下一生中唯一的儿子朱琦后，于1919年逝世。而朱琦，便是朱和平的父亲。
“朱总司令在群众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加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朱总司令的伟大。”朱和平援引南昌起义后陈毅的一句话来评价爷爷，“南昌起义形成了我党的革命力量和中国特色的武装力量格局，并探索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说，朱德军事生涯的起点正是云南讲武堂。这也正是朱和平特别关注讲武堂保护的原因所在。
“讲武堂和朱德故居名气最大，如果它们都保护不好，遑论数量众多的其他文物古迹和名人故居。”记者告诉朱和平，就在不久前，昆明传出位于龙头街的闻一多、朱自清、林徽因等名人故居即将被强拆的消息，一时闹得沸沸扬扬。这个消息虽然被证伪，但在中国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的当下，类似名人故居或遗迹被拆除的事情确实层出不穷，不时在刺激着我们的眼球。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朱和平，曾多次就这方面的情况写过提案，认为对于那些真正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名人遗迹应该提高保护等级。“只有提高了等级，更多的配套经费、编制才可能解决。国家这方面的经费，我认为太少用于关于革命时期的红色遗迹和现当代的名人故居。”
“昆明发展经济的代价是巨大的。”朱和平一声叹息，“政府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尽量降低发展经济的代价，破坏容易恢复难啊！必须把GDP降下去，不要那么快发展，要平稳！”
“出身并不能决定什么”
去年建军节的研讨和纪念活动结束后，朱和平同样在讲武堂和朱总司令的故居前久久徘徊。前年为参加辛亥革命暨重九起义纪念活动的昆明之行，他还为讲武堂书写了“革命熔炉”四个大字，这正是朱德对云南讲武堂的历史性的评价。
这些年，每逢八一建军节，中央相关部门和云南地方政府都会举行关于部队历史和成就的研讨会和纪念活动。作为建军和建国核心人物之一的总司令朱德、作为中国现代最重要军事院校之一的讲武堂以及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标志的南昌起义，都是研讨会和纪念活动中的核心关键词。
去年底，朱德生平思想研究委员会在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之下挂牌成立，知名党史专家卓人政出任会长，作为朱德嫡孙的朱和平还应邀担任了顾问。
“革命精神不可忘！”朱和平字字铿锵，激发出一种昂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当然，不过……”记者冷静地给他泼冷水，“在现在许多年轻人身上，我们看到的只有盲目的自大、颓废和不知进取。老一辈革命先烈的精神，还能传承几代？”
在朱和平看来，这原本是不需要担心的问题，只是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古代的封建王朝，大多都能延续十几代以上。现在我国只知道应试教育，分数为王，完全忽略素质教育，这样一代代下去，老一辈的东西自然就丢掉了。”
“比如说，到了你儿子朱辰这一代，他们对革命先烈的精神能理解吗？他们身上还能找到先烈精神的影子吗？”记者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