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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200亿元,用于初步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三)200亿元,用于补贴医疗保险;
(四)300亿元,用于建立医疗急救基金。
现在的关键是,从每年4000亿元以上的公车消费中砍下3000亿元,虽然在客观可能性上没有问题,但从公务员的主观方面看,还真是一场艰苦的“思想革命”。它不但要触及部门、单位、个人的既得利益,而且也涉及公车制度改革后如何适应新秩序,安排好工作。这项改革没有权威的领导不行,没有领导人以身作则更不行。我建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成立一个“医疗卫生与公车管理改革领导小组”,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或国务院副总理级的公务员担任组长。
以往我们抓中心工作的领导小组往往是“单打一”,而“医疗卫生与公车管理改革领导小组”则不能不“双肩挑”,两项任务直接挂钩。要搞好医改,有许多工作要做,条件之一是要增加财政投入;而要增加这一部分投入,就不能不减少另一部分开支,不能不向积弊甚多的公车消费制度开刀;如果这一刀开不好,医改的经费投入依然是“千呼万唤上不来”的;医改落实不了,不仅有害于亿万老百姓,而且也有损人民政府及执政党的公信力。砍公车消费,增医改经费这一战役,可以说是提高执政党执政能力和公务员素质,真正为人民办实事的一场重大考验。凡是在公车改革中表现不自觉的公务员,在今后公务员改选或改聘时,应属被淘汰的优先对象。
第二、将经济建设费中削减的5000亿元,追加于社会保障体系。
这5000亿元分作两部分使用:
(一)追加财政预算教育经费3000亿元。
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财政性教育经费(即公共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在本世纪末达到4%。但2000年这一指标实际上只达到2.58%,而那年全世界平均水平是4.04%。
按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正式公布的2005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5161亿元,占当年GDP183867.9亿元的2.8%,如果追加这3000亿元,则财政性教育经费共计达到8161亿元,占GDP比例则为4.44%。这样一来,不仅可以一举实现久攻不克的4%的目标,还略有富余,可以在此基础上去追赶2003年的世界平均水平——4.7%,稍稍有益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形象。
(二)5000亿元中还剩2000亿元,初步考虑可以用于社会保障的以下8个方面:
1、增加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4项基金共计600亿元;
2、适当扩大城乡最低生活保障覆盖范围,追加费用共400亿元;
3、适当增加抚恤金100亿元;
4、追加社会救济福利费300亿元;
5、追加就业服务机构经费100亿元;
6、追加救灾支出100亿元;
7、对工人(含农民工)进行常规职业培训费用200亿元;
8、为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准备200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