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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台湾“外省第二代”，龙应台在给大儿子写信时冷静分析自己的身份：“终其一生，也是没有一个小镇可以称为‘家’的，我是永远的插班生、陌生人。”
龙应台永远记得，父亲在世时最喜欢让女儿陪他去剧场听《四郎探母》。每次看时，父亲的眼泪都是一直流，一直流。流泪的又何止父亲一人。“四周尽是中年儿女陪伴而来的老人家，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坐着轮椅。他们不说话，因为眼里还有泪光。少小离家老大失乡的人们从四郎的命运里认出了自己不可言喻的身份困境。”
也许那时，龙应台也再次认清自己这个“台湾外省人”处境的残酷和荒谬。时代之剑切断了她和传统、宗族的连接，使她悬在半空，永远无所凭依。
温柔母亲被刺伤
身份是尴尬的，但龙应台从小就是个有大志向的人。在台湾苗栗苑里长大，家境虽贫困，龙应台却一直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挂在嘴上。1974年赴美国求学，龙应台获堪萨斯州立大学英美文学博士，学成归台后，她拿起手中笔，掀起了一场文化大风暴。
这场席卷两岸的“龙卷风”，最初是由杂文集《野火集》开始的。24年前的冬天，《野火集》在台湾出版，21天内再版24次，每五个台湾人就拥有一本。当时的台湾，累积了多年对体制的不满，批判的声音暗流汹涌。随着龙应台点燃的这把“野火”，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站到了明处。龙应台在威权的禁忌与被容许的底线之间，找到了微妙的平衡，行走其间，赢得掌声。
“ 《野火集》是在绝对的天真中写出来的东西。我觉得任何还会去写的人都是有天真存在的。”再回首，龙应台保持清醒。
“龙卷风”正劲时，龙应台随德国丈夫举家迁居欧洲，一走就是十三年。期间，她一边继续写着那些如刀光剑影般锐利逼人的时评文章；一边以慈母之爱完成了温暖动人的《孩子你慢慢来》。
龙应台的儿子
南方周末:大陆有一种课叫做德育课，现在叫思想品德课。
龙应台:他们有一个叫伦理课，或者宗教课，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如果你家庭基督教信仰比较浓厚，你可能选宗教课。有的家庭觉得不要受宗教影响，就去选伦理课。在伦理课里头讨论的其实就是这些问题，价值和道德问题。
南方周末:比如说这些学生是穆斯林，那宗教课怎么办？
龙应台:有另外的课。而且连天主教跟基督教都不一样，它都会有分流。
南方周末:实际上你是在有意识的传达这种公共的议题？
龙应台:也不。主要是和他沟通。但是因为在他的成长教育里，公共议题或说公民意识里的种种问题就是他学养的一部分，因此自然而然就成为我们的谈话内容之一了。有些不是公共的，譬如《独立宣言》那一篇，就是很私人的，我在上海的很惨烈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