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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明治时期著名的基督教思想家内村鉴三在《日清战争之义》中认为：日本和中国分别是“代表新文明之小国”和“代表旧文明之大国”。在他看来，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目的有三个：其一是“使支那惊醒”，其二是“使其知吾之天职”，其三是“使其与我合作从事东洋的改革。”
曾任日本外相的陆奥宗光在《蹇蹇录》里也说，开战后，日本各大报纸都争相刊登有关战事的报道，这些报道里“过度地夸大清国官民的短处，满是谩骂诽谤，以不堪入目的词语毁谤李鸿章的身份。”日本媒体的这种做法无疑是煽动了日本国民对战争的热情，也催化了民族偏见。
信夫清三郎在《日本政治史》一书中指出：日清战争（甲午战争）终于统一了日本的国民：“日清战争在使天皇‘君临在每个国民心中’的同时，也在‘每个国民心中’确定了‘臣民’意识。三国干涉则使国民的统一进一步加强。”显然，甲午战争前后，近代日本以臣民的方式形成了“国民”。
著名历史学家远山茂树在《日本近代史》一书中指出：“甲午战争并不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矛盾而爆发的战争，但在完成帝国主义世界体制和作为日本帝国主义形成过程中的开端，却是划时代的。”
河原宏在《近代日本的亚洲认识》一书中指出：“由于甲午战争的胜利，日本朝野认为中国不再是日本近代化的竞争对手，所以对中国和朝鲜来说，无论是在文明方面，还是在军事装备方面，日本都已经成为一个应当崇拜和敬服的‘先进大国’，日本今后要充当‘东洋的盟主’。”
著名思想史学家野鹿正直在《思想史论集》一书中指出：甲午战争后，日本国民由原先“极端的自卑”转为“极端的自负”，产生了一种以“强国”自居的“大国民”、“大民族”意识。以甲午战争为界，幕末以来只停留在知识阶层的中国蔑视意识已经完全渗透到一般国民之中。
上个世纪30年代在上海经商多年并与鲁迅有深厚情谊的内山完造曾概括甲午战争后日本社会的“中国蔑视观”：“日本人一谈到对中国的常识，就是：中国人无国家观念，中国人不清洁，中国人若无其事地偷东西，中国人撒谎，中国人是卑怯者，中国人是迷信家，中国人重金钱身于生命，中国人喜赌博，中国人有数个妻子。”
可以说，正是这场打败了上邦“老大国”的甲午战争，点燃了日本人的所谓“爱国心”，开始将为天皇而战视做至上荣光，为后来的军事扩大和侵华战争提供了精神鸦片和财政收入。
就像日本保守派人士、《从日清战争中学习》的作者谷口光德所说，“对于构筑现代日本来说，日清战争（甲午战争）的作用大于日俄战争。”
那么，在中日两国关系处于低谷的现阶段，在中日两国民间都有声音认为，会再来一场“中日甲午战争”的眼下，日本各界人士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前日本横滨市立大学校长、都留文科大学校长、历史学家加藤祐三从中日两国的历史背景进行分析。他认为，谈论甲午战争，得从日中两国的“开国”谈起。1840年，中国因为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而被迫打开国门，1853年，日本因为美国的“黑船来航”而被迫打开国门。从表面上看，日中两国都是被西方列强打开的国门，但实际上，却存在本质性的不同。中英之间签订的《南京条约》是一个“败战条约”，一个“惩罚条约”，要求中国割地、赔款。自此以后，中国和外国签订的条约，都是“败战条约”，其中就包括支付了最高金额赔款的《马关条约》。而培理提督和日本签订的《日美和亲条约》，是美国和日本经过交涉后签订的一个“交涉条约”，一个没有经过战争的条约。尽管日中两国都没有成为英美的殖民地，但这些本质上的不同，就注定了日中两国在近代史上的命运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