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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问题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突破口，1890年，日本爆发经济危机，对开战的要求更加迫切，就在这一年，时任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在第一次帝国议会的“施政演说”中抛出了所谓“主权线”和“利益线”的理论，将日本本土作为主权线，中国和朝鲜半岛视为日本的“利益线”，声称日本“人口不足”，必须武力“保卫”利益线，加紧扩军备战。战争的导火索终于来了，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军节节败退，被迫向清朝乞援。日本认为发动战争的时机已至，向清廷表示“贵政府何不速代韩戡？……我政府必无他意”，诱使清朝出兵朝鲜。清朝没有识破这是日本的阴谋，于是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淮军精锐2000人于6月6日后数日分两批在朝鲜牙山登陆，在此安营扎寨，准备镇压起义，同时根据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通知日本。6月10日，朝鲜政府和起义军达成了全州和议，清军未经战斗起义就平息下去。6月25日，原定计划的第三批清军在牙山登陆，驻朝清军总数达到2465人。
在朝鲜向清朝乞援的同时，日本通过其驻朝公使馆探知清廷将要出兵朝鲜的消息后，欣喜若狂。当时的伊藤博文内阁正面临议会的不信任案弹劾，得到此消息后，便如同抓住救命稻草，全力着手挑起战争。1894年6月2日，伊藤内阁决议出兵朝鲜。6月5日，日本立即设立有参谋总长、参谋次长、陆军大臣、海军军令部长等参加的“大本营”，作为指挥侵略战争的最高领导机关。6月9日，日本派先遣队400多人，在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的率领下，以《济物浦条约》规定之日本有权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借口进入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同时又根据《中日天津条约》知照中方，其后又在6月12日派兵800人进驻汉城。在日军先遣队出发前，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训令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得施行认为适当之临机处分”，授权大鸟挑起衅端，找寻借口发动侵略战争。 
红潮导语:可以说，正是这场打败了上邦“老大国”的甲午战争，点燃了日本人的所谓“爱国心”，开始将为天皇而战视做至上荣光，为后来的军事扩大和侵华战争提供了精神鸦片和财政收入。
时光流转，又一个甲午年。
在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之际，日本国民更多的是不理解。他们不理解为什么作为学生的日本，要对自己的老师——中国大动刀戈。据《明治大正见闻录》里记述，甲午战争开战那年，家住上州沼田的生方敏郎正好12岁。他家里有一道被视作珍宝的中国屏风，他家乡一年一度的夏日祭的山车上，高立着刘邦、项羽等中国豪杰的等身人像，他一直被父母和老师教授的是汉文典籍。他不明白日本为什么要与这样一个国家为敌。“当时的日本人，可没有谁敢自负说要比过中国人，我们只奢望不要太落后于中国就好了”。
在东京出生的作家谷崎润一郎也是如此。他在回忆录《幼少时代》里写道：“有一天，我在饭桌上问父亲日本为什么要对中国开战，父亲一边喝酒一边长篇大论的解释。可是不论父亲怎么说，我都无法点头称是。”
然而,从这场甲午战争后，日本人的意识形态发生巨变，从谦卑、自矜逐渐膨胀成傲慢、自大，对中国、朝鲜也萌生了歧视心理。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者、评论家荒畑寒村在《寒村自传》里记述，“在（甲午）战前，在日华人相当地受欢迎，在横滨卖衣服的来自中国的人，可比在横滨卖药的来自富山的日本人更受优待。”然而战中，“各地上演的甲午战争剧目里，扮演中国士兵的日本舞台剧演员一登场，就有观众向其扔花生壳和桔子皮，有的演员忍无可忍，甚至在舞台上对着观众大喊，‘我们也是满怀爱国心的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