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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的这句话曾经被无数人所引用。没有监督的权力只能是一匹脱缰的野马，肆意驰骋，贪污腐败最终将腐蚀掉整个国家体系。为了给权力套上笼头就必须要有独立于权力之外的监督机构，更要有强有力的反腐机构。在香江之畔，就有这样一个机构，那就是香港廉政公署（I-CAC）。
最近，香港凤凰卫视著名时事评论员何亮亮先生历经多年奔波努力，通过对大量报纸、书籍等公开资料的整理以及采访廉政公署的前官员、当事人终于写成了《零容忍：香港廉政公署40年肃贪记录》一书。这本书为我们呈现了一段香港廉政公署曲折的反腐历程。
香港廉政公署是独立于香港政府之外的，最高长官“廉政专员”直接对行政长官负责。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廉署全权独立处理一切反贪污的工作。廉政公署由三个部门组成:执行处、防止贪污处和社区关系处。这三个部门的工作分别是调查、预防和教育，三管齐下对抗贪腐。
廉政公署曾发布过一个公益广告：“挣钱并不是错，错的是你怎样挣钱，公平不代表每个人都赚一百元，公平是说你有赚一百元的能力，就能赚一百元；你有二十元的能力，就能赚二十元，这就是公平。可能你今日挣的钱比我多，但若我的才华比你多，终有一天我挣的钱会比你多。”为了让“公平”深入到每一个市民特别是官员的血液中，廉政公署做了不懈努力，除了进行各种普法宣传让市民“不想贪”，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审核政府部门的法律文件、工作程序等堵塞贪污漏洞，使相关人员“不能贪”；全力肃贪，让腐败分子逢贪必被抓而“不敢贪”。
根据世界腐败问题研究的权威组织“透明国际”发布的报告，目前在世界180个国家和地区中，香港的清廉指数排名世界第12位，在亚洲仅次于新加坡。
其实在1974年廉政公署成立之前，香港的贪腐问题是十分严重的。上世纪50年代随着香港经济的快速崛起，人口迅速膨胀，社会的基本公共服务与需求之间产生了严重倒挂，这为权力的寻租、贪腐留下了空间。在《零容忍》一书中对那段时期贪腐问题有着清晰的描绘：救护人员送病人就医前要索取“茶钱”，消防队员开水喉（自来水管）灭火要收“开喉费”，医院病人也要“打赏”给打扫的清洁妇，才能取得开水和便盆，所以当时市民只要使用公共资源，就必须要贿赂。贿赂，已经成为基本生活必须支付的成本。“走后门”成为老百姓享受公共服务的不得已的选择。
更为严重的是，本是一方守护神的警察，与各种黑恶势力相勾结，集体分赃，充当保护伞，对市民巧立名目敲诈勒索，不给钱不办事。“当时受贿的警务人员包娼包赌、贩毒赌博样样来，警察尤其是各级警官普遍收受贿赂，民众到警察机关办事都要送红包，这几乎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潜规则。”
诚如后来在廉署反贪风暴中被治罪的香港警司韩德一段供词所说：“贪污在香港警察队伍中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就像晚上睡觉，白天起床、刷牙一样自然。”前几年香港曾有一部电影叫《黑金帝国》，对那一时期的香港警察形象有一个艺术的反映。
警察的贪腐导致整个社会秩序混乱，民众怨声载道，不满情绪愈演愈烈。而在1973年，涉嫌贪污430多万港元的香港九龙总警司葛柏在被调查期间成功脱逃出境一事，引起香港社会的极大愤慨。已对贪腐忍无可忍的香港市民走上街头，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贪污大游行。这一事件成为香港政治的一个转折点。当时的港督麦理浩为了平息民愤，成立了一个“与任何政府部门包括警务处都没有关系的独立的反贪组织”，即香港廉政公署，直接对港督负责。廉政公署成立后以葛柏案为突破口，最终将其绳之以法，这不仅在民众中建立了威信，更对贪腐官员进行了震慑。从此香港的贪腐问题开始由乱到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