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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华侵略蓄谋已久，箭在弦上，不能不发，早晚总是要爆发的。对此蒋之所以一再试图拖延全面战争爆发的时间，就是希望能准备得充分一些。１９３６年９月２６日他日记中说：“三年之内，倭寇不能灭亡中国，则我何患其强迫，但此时尚不可不隐忍耳。”这一点他在三年前，即１９３３年７月１４日的日记中说得更明白：“以和日掩护外交，以交通掩护军事，以实业掩护经济，以教育掩护国防，韬光养晦乃为国家唯一自处之道乎。”实际上，在１９３７年前的５年间，抗战准备的成效确实也是显著的，比如：
１、 任用德国顾问，修订公布了陆军典范令；
２、 任用俞大维，将步兵兵器标准化；
３、 设立军用化学工厂，使最基本的军械弹药能自足；
４、空军扩充到飞机６００架（尽管能实际对日作战的只有２２０架）；
５、 在各省督促修建公路，完成了浙赣、粤汉铁路；
６、 币制改革，法币用纸，白银公有；
７、 公布兵役法，开始征兵；
８、派宋子文、孔祥熙、蒋廷黻等分头游说美、英、苏等大国，争取外交主动，等等。
蒋氏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廿九日日记云：“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仍以亲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亦未始非策也！”蒋氏企图在追剿红军的掩护下大力建设西南，以之作为日后抗战的根据地。早在三十年代初蒋介石就一再指示参谋本部次长贺耀祖加快国防建设，至全面抗战爆发前的一九三七年二月，全国各地已筑成机关枪掩体，小炮掩体，观察所，掩蔽部等各类工事三三七四个，“这一切说明，蒋介石在认真地准备对日抗战”。一九三四年在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上，他指示国民经济中心逐渐西移，建设不受海上敌国封锁的出入口，还陆续下令建筑武汉、青岛、济南等地的要塞工程；同年将航空署改为航空委员会，提出“航空救国”口号，购买飞机、兴建飞机制造厂，建设机场、实施防空训练；一九三六年六月蒋公对英国人李滋罗斯谈话曰：“我将在沿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的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继续抵抗……在四川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待英美的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这一切表明蒋以勾践卧薪尝胆精神激励自己，进行抗战的准备……同时建设西南基地，对外广交朋友联络盟国。这些，都为后来的抗战胜利打下了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蒋介石承继的“烂摊子”并不比1949年好到哪里。毛、周没有陈年旧债，国民Government定都南京，却承担历届北京Government累积的六亿六千七百万美元外债。而且当时中国只是表面上的统一，南京Government控制的国家资源极其有限，而且必须将其大量花费在“统一政令，统一军令”的“军阀混战”之中。即便如此，中国的“综合国力”在这短短十年中仍出现长足的进步，对中日冲突产生极大的影响。在经济上，抗战前夕的桐油、茶叶、蚕丝等总产量记录直到五十年代后期甚至六十年代方被超过。金融方面成就更堪回顾：自1935年底发行法币，建立公债债券的威信，同时积极清偿外债。到抗战前夕，已经偿还百分之九十外债。中国债券在伦敦市场节节上扬，价格超过日本的债券，这是李登辉政权以及其他台独派系所不愿面对的史实。法币本来是为了对付英、日、美货币在大萧条期间相继贬值，以及美国以高价抢购中国百姓白银等等事件的武器，威信建立以后，行使地方钞票的省份也纷纷改用法币。法币是中日战争的充要条件，迅速发展的法币构成中国统一的基础，没有法币，抗战军费便无由筹措。南沿海的基本建设也极为可观：“京杭国道”的开通，浙皖公路和闽浙公路等公路网的建设，在抗战前夕抢建苏（州）－嘉（兴）铁路、钱塘江大桥和浙赣铁路（未完成）等等。可以说直到七十年代，江浙一带的交通网基本是“十年建国”的底子，文革期间修建杭－湖（州）铁路，基本按照当年“京杭铁路”的勘探设计，甚至利用部份完成的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