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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日本鬼子在抗战初就发现中国是个有两个心脏的不一般的国家，而共产党那个心脏更为重要，那它会先不忙着打上海、南京，而是先集中兵力打河北、山西、陕西（陕北），以蒋介石一贯的反共立场看，国民党军队99%的可能还会配合日本鬼子围堵八路军，消灭共产党，而且蒋介石国民党心中还会产生感激日本之情呢。当日本军队在蒋介石的配合下消灭了八路军后，再挥师南下，攻占南京、武汉，由于在精神上领导中国人民抗战的中心已经消亡，在形式上领导中国人民抗战的蒋介石国民党已经没有了投降必倒台的担心，蒋介石在丢失武汉后一定会投降了。
今天，如果日本人知道了他们日本打不败中国的原因这么简单，恐怕日本人都要捶胸顿足、嚎啕大哭，特别是东京城关押战犯的什么鬼社里的牌位，更是悔恨交加、火冒三丈，冒火吧，燃烧吧，就让那鬼社燃起熊熊大火吧！
这，也许就是老天在保佑我深重灾难之中的中华民族吧！
抗战中真实的蒋介石：
注：1937年7月7日，爆发了七七芦沟桥事变，揭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历史。立宪无能，不在其位，不能象那时的热血英雄一样为国尽忠，唯有追思先辈热血英雄的足迹，献上一束诚敬的鲜花而已！
我们的教科书都称蒋介石消极抗日，与历史真实相距过远！早在蒋介石留学日本时就对日本国民性有认识，认为中日必战。一次日本教官在上生物课，指着桌上的一块泥说里面有3万万寄生虫就象中国人一样多，当时激怒了正年轻气盛的老蒋，蒋随即走上讲台将那块泥分成若干，并只着最小一块说，这里面的寄生虫就象日本人一多…… 留学日本22岁时所做一首诗表达了他当时的雄心壮志: “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肯且休？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蒋介石曾在日记中表示他不喜欢政治，他写道：“政治使人过狗一般的生活……道德何在？友谊何在？”，但他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他不得不参与政治，并成为高手。1927年秋，蒋介石赴日时曾回答记者说，他最佩服的历史人物是岳飞、文天祥，最崇拜的伟大人物是孙中山。蒋介石上台就已经着手准备对日战争。西方评价蒋介石是远东地区骨头最硬的领导人。
其实，早在“九一八”发生不久，蒋介石就在１９３１年１０月７日的日记中这样写： “此次对日作战，其关系不在战斗之胜负，而在民族精神之消长，与夫国家人格之存亡也。余固深知我国民固有之勇气与决心早已丧失殆尽，徒凭一时之兴奋，不具长期之坚持，非惟于国无益，而且反速其亡。默察熟虑，无可恃也。而余所恃者在我一己之良心与人格，以及革命精神与主义而已。是故余志已决，如果倭寇逼我Government至于绝境，迫我民族至无独立生存之余地，则成败利钝自不暇顾，只有挺然奋起，与之决一死战，恃我一己之牺牲，以表示我国家之人格，以发扬民族之精神。”
抗战之前这段日记自然是不可能公布的，世人包括身边接近的人都无法洞察他内心真实的想法。从他的日记看来，蒋介石之所以忍辱负重，不抵抗，完全是出于现实的考虑，他深知仓促应战，只有自取败亡。其内心的痛苦在日记中多有流露，在他授意把兄弟王郛签定屈辱的《塘沽协议》后，１９３３年６月３日曾在日记中表明心迹：“我屈则国伸，我伸则国屈。忍辱负重，自强不息，但求于中国有益，于心无愧而已。”不过，客观而言这个协议确实将日本全面侵华的计划延缓、推迟了四年，为中国赢得了一定的准备时间。在当时背景下，包括胡适在内的许多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也是赞成委曲求全、争取时间的。
当时蒋介石“深知两方的实力，如即此仓卒应战，只有自取败亡。”因此蒋的策略是，尽量避免全面抗日的爆发，以争取时间组建更多师团，建造兵工企业，构筑能够对日作战的国家能力。1934年，蒋介石就把为抗日而建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直属蒋直接领导的“军事委员会”，在湖南、四川、湖北等大后方创建军工厂和重工业。西安事变时落到张学良手里的蒋介石日记中对这些国防设计有详细描述。陈诚是西安事变当事人，随蒋同时被张扣留。陈诚曾说过，张学良在扣下的蒋先生的日记，蒋在日记中表达了与日本势不两立的决心，并有一个长期计划---准备通过德国的易货贸易，德当时急需我国的钨矿，装备80个德械师，一旦时机成熟，发兵收复东北! 张学良看到蒋先生是主张坚决抗战到底的，张非常后悔大感愧疚, 因此有负荆请罪之举……并主动提出护送蒋先生走。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国民党元老张钫说: “安内才能攘外，他们不明白我的意思，而出此下策。我的日记里有计划，风声透漏出去，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就要升级了。你看目下这个烂摊子，怎样对外？张杨掀起这样的风波，真是坏了我的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