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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问题在于：法律规定“一刀切”忽视教育应有的惩戒功能
《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规定，一刀切地“不许体罚”，甚至“不许变相体罚”，这种规定忽视了教育应有的惩戒功能。也因为法律脱离实际教育情况，“高高在上”，导致现实中个别老师的“惩戒”行为，不受法律的规制——老师恶意的虐待行为，可以轻飘飘地扣上“体罚”之名。
“体罚”一直是教育体系的一部分
举例美国：可以体罚 但非任意殴打
就拿美国来说，目前在美国，立法禁止体罚的有21个州，其余不少州是明文立法授权老师体罚学生。甚至1977年，美国最高法院在Ingraham诉Wright案的终审判决中，确认了学校体罚的合宪性。
美国法律授权学校可以行使“体罚”，不代表教师可以任意殴打，相把它通过立法的形式，把这种教育中必要的暴力，通过严格的程序，限制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学生犯规——老师找一个见证人——命令学生摆好姿势——老师持木板——心平气和——打——填写书面报告——见证人签字——送交校长室存档。当然，一旦查明体罚不属于“合理且必要”的情况，教师和学校就要受到严厉的法律制裁。
举例英国：教师也有惩戒权
英国《2006教育与督学法(Education and Inspections Act 2006)》也强化了教师及其他教职员工使用“合理武力(reasonable force)”等权力。新法新增教师惩戒权包括：对在上学或放学路上表现不好的学生进行惩戒的法定权力，学校有制定如何处理各种欺凌的规章制度的法定义务。
中国现状：“体罚”被法律全盘否定反而让教师暴力无法受到法律规制
回到中国的现实尴尬，就是《义务教育法》等法律“高高在上”，完全摒弃体罚、变相体罚的空间，甚至往往把留校、罚抄写、罚劳动、罚运动，都弄在“变相体罚”的筐里。这种对教育机制的“体罚”的全盘否定，束缚了教师正常教育的手脚，甚至不少学校为“远离诉讼”，弄得老师不敢管学生。
另一方面，因为法律对于教育过程应有的惩戒权，采取了鸵鸟政策，导致老师的暴力不受到法律的规制，也没有程序公正、受到严格监督可讲。甚至把教师殴打、虐待学生的刑事犯罪，与或过界、或者未过界的教育惩戒权，都放在“体罚”的箩筐里。
所以，形成了目前尴尬的局面：你说反对老师殴打学生，就有人举出前述美国多个州立法授权教师体罚的例子；你说“一刀切”不合适，还得保留正当的教育惩戒权，就有人举出类似本案中那种老师丧心病狂地虐待学生的例子。
教育立法不应回避适当的惩戒
所以，中国教育立法不要高高在上，不顾教育应有的惩戒成分，故意划一条很高的标准，这只会让教师不敢正常教育；标准太高只会把留校、罚抄写和老师恶意殴打、虐待学生两桩性质完全不同的事，混为一谈；正当的教育惩戒，会因为没有明确法律程序限制，沦为赤裸裸的暴力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