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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根据前述法定刑幅度、量刑情节，并综合考虑本案犯罪事实、认罪态度、危害后果等因素，对被告人邓明建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法院对公诉机关及辩护人的量刑意见予以采纳，决定对被告人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心理矫正：修复创伤，助被告人重回社会
本案是一场家庭伦理悲剧，考虑到案情的特殊性，为使被告人真正从内心深处知罪、悔罪，帮助其增强社会认同感，重新建立回归社会的信心，番禺法院在注意做好法庭教育工作的同时，引入了“心理矫正”程序，聘请专业的心理辅导专家，对被告人进行心理辅导。一方面引导被告人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从而促使其积极悔过、认真悔改，预防重新犯罪；另一方面疏导被告人的消极情绪，引导其积极面对未来，促使被告人尽快走出阴影，并重新融入社会生活。此举既是番禺法院首次将心理矫正引入成年人犯罪案件，是对恢复性司法方式的大胆探索，也是落实司法为民、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种有益实践。
社会声音：完善社会救助，避免人伦悲剧再现
宣判结束后，番禺区政协委员、区法院司法监督员黎万丽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并谈了对案件的看法。
黎万丽认为，案件不仅牵涉到法律对相关罪行的认定问题，还是一起令人扼腕心痛的家庭伦理悲剧，它在“孝”与“不孝”之间，在“情”与“法”之间叩问着我们的良知。对于这起案件的判决，可以用“合法、合情、合理”六字来形容。被告人邓明建听从了长期卧病在床的母亲的请求，在明知农药毒性能致人死亡的情况下，仍然帮助母亲服食导致其死亡，他的行为触犯了刑法，在大量的证据证明之下，法院依法认定邓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是正确的。但从善良大众的情感出发，邓明建在案发前恪守“孝道”，二十年如一日无怨无悔地照顾病重瘫痪的母亲，他在长期、巨大的精神和经济压力之下，在母亲的强烈要求下，一时冲动作出杀母之举，为人子女，能感受、理解到邓在整个事件中的无奈和痛苦，其罪虽不可恕，但其情可悯。判处被告人缓刑，更符合公众的情感取向，体现了“法律之内，有天理人情在”的法律精神；法院的定罪量刑，让邓明建既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又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使被告人得以在社会中接受改造，达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黎万丽认为，“孝子杀母”不只是被害人李术兰和被告人邓明建的悲剧，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们社会的悲哀。它不单反映了部分公众法律知识的缺失，也反映了现存社会制度仍存在许多需要完善之处。希望大家通过这个案件，能理性考虑自己行为的法律效果，不会因为一时冲动而作出令人后悔的错误选择；更希望相关部门能以此案为引子，认真思考目前社会保障、医疗、司法等制度中需要改进的地方，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关心困难群众的生活和需要，健全临终关怀服务、心理疏导服务等专业的社会服务，避免“孝子杀母”等人伦悲剧的再次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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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般的故意杀人案不同的是，邓某的亲朋邻友普遍反映邓某平时对母亲甚为孝顺，细心服侍患病母亲十多年，堪称一个“孝子”；其次，他不是要故意杀害母亲，而是为母亲施行“安乐死”，他是在“母亲的不断请求下购买、喂服母亲农药以帮助母亲自杀、脱离疾病的折磨”。凭这两点，能免除他的刑事责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