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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风波并未终结渔民们对资源的争夺。一年后，张见港的船长们又发现：为了阻止其他地方的渔民打渔，有人在深海区海底，放置了带着铁钩的“灰墩子”，每隔400米一个，渔网只要撒下，就会被钩坏。
靠海难吃海
在一般人眼里，船老大乘风破浪，威风无比。但只有在船上讨过生活的人才知道这个行当的巨大风险。自从人类社会进入工业社会，这大概是仅剩不多的靠天吃饭的职业，翻船，收不上网，被风浪打坏，或者网放下去后就再也找不着……因此，渔民不可避免都有些赌徒的品性，每次出海都是一场赌博，赢了，满载而归；输了，血本无归。
如今，在这些风险之外，在黄海的中国渔民还面临另一个风险。
从2001年起，中韩之间的水域已经划为“暂定措施水域”“过渡水域”和“维持现有渔业活动水域”，其中“过渡水域”在2005年转成各自的经济专署区。
程大伟和杨世凯等船长们对这个规定的理解很简单，“去韩国线里捕鱼会有罚款，原来16万，现在涨到22万了”。
中国渔民若想进入韩国专署经济区打渔，须得到韩国授权的“入渔许可证”，这个证件是黑色的，渔民们称之为“黑牌子”。因为韩方对入海打渔的船只数量严格控制，“黑牌子”通过正规渠道很难获得，黑市上偶而可以搞到，价格高达十余万。然而有中国渔船尝试过后还是放弃了。“有"黑牌子"要求也很严，捕捞时间、数量等都有限制。”杨世凯说，“按照韩国的标准，中国渔民根本挣不到钱。”
中国海域没有这些规定，但是这里的鱼，不够这么多渔船捕获。
打渔越来越难，但习惯了海上生活的人，无法想象离开渔船后的生存方式，每户只有2亩地，靠种玉米换大米，只够家里人自己吃。
几年前，程大伟也想过转行。他骑自行车到外面卖毛虾，但很快发现，自己无法适应地上的营生。张见港的其他船长也考虑过搞水产养殖，但一想到要投入的巨大成本，以及长期培育市场资源，便都放弃了。
“都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可能自己靠海长大，又入了这行，对大海有韧性吧。”刘春海也说不清，为什么大家一直在海上艰难地生活。
或许是赌徒心理起作用，2009年末，程大伟从信用社贷了60万，又向亲友借了些钱，与别人凑了200万，将自己200马力的渔船升级成了400马力的铁皮船。绥中市只能登记木船，程大伟便在山东文登取得了登记号：鲁文渔15001号。新船买回来在家收拾了半年，安装灯光、发电设备，又花了几十万，后半年才出海。
后来，另一方嫌不赚钱，退了股，程大伟一人撑下了船。一年下来，雇9名船员花了50万，油钱花了50万，置一趟网花了38万，再补一次网又花了五六万每年花费在150万左右，打渔赚的钱，都拿去还了贷款。
他没有退路。他必须出海，必须打到足够的鱼。
“我自己也在忏悔”
20多年来，杨世凯与程大伟一起出海打渔、出生入死。尽管已经过去5个月，他仍不相信程大伟会杀人。
“大伟的为人，全张见港都是出了名的好。”杨世凯说，“特别正直，孝顺老人，附近村子都知道他”。
程大伟和杨世凯的救人事迹，还被《辽沈晚报》报道过。
2004年9月14日凌晨四点，载着2000多吨硫酸的福州“金达226号”货轮，在山东石岛附近海域出现故障。程大伟和杨世凯驾驶的渔船恰好经过，接到了求救信号，立刻赶去救援。两艘小渔船冒着可能被巨浪打沉的危险在海上救了14个人，程大伟一艘船就救了9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