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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冬至，每隔三四日，海上就会刮起八九级风，气温低至零下十几度，甲板上都冻了一层冰，船上负责撒网收鱼的小工蜷缩在角落，穿着救生衣防寒。
两艘船上分别有8名和9名小工，最大的57岁，最小的26岁。他们大多和刘春海一样，消瘦憔悴，由于常年海上风吹日晒，从面庞到脖颈的肤色全部黝黑，耳边的皮肤都被吹皴裂了，透着血丝，因常年拉渔网，双手刻下了深深的伤疤。
小工们一天仅有三四个小时休息，常有人不知不觉睡着。始终要守在驾驶室里的船长却不能睡，他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观察风向，寻觅鱼区，以保证每次出海多少能有些收获。
程大伟和刘连成这次离家已有五个多月了。夏末时节，他们就和二十几条家乡的渔船一起出海，头3个月，在山东石岛旁的海域作业，这里的鱿鱼在秋季最大最肥。
当然不是每艘船都有收获。和程大伟一起出发的杨世凯买不起捕大鱼的网，只捕了些小鱼就在8月回家了，另几位船长也在11月前陆续打道回府。临别，船长王尽忠劝程大伟一起回去，程大伟说：“"饥荒"(负债)太多，再跑两趟。”
刘春海说，每次出海是否划算，完全要靠运气，看打上来的鱼是否足够支付油费、小工费和来年的置网钱，如果不够，轻易不会回港，回港一次，要花两三万块油钱，再出来，又要两三万。
虽然天气越来越冷，海风越来越频繁，程大伟还是决定赌最后一把，“再放一网就回家”。听到这个消息，小工们都很高兴。“鲁文渔”号上的杨峰12月9日给妻子高艳丽打电话，说马上就能回家了，5个月没见到丈夫的高艳丽，兴奋地提前几天就忙着准备好接风洗尘的饭菜。
12月11日，海风消停了。
刘春海回忆，程大伟决定这天把船停在三四十海里外的中韩海域边界处，“他们那边的鱼比咱们多一点”。
他们不否认，这是一种投机取巧的做法。程大伟和刘连成的渔船都是流网作业，通俗地解释，渔网放下后随洋流漂泊，通过洋流每隔几小时变换方向的作用，将鱼带到渔网里。他们选择在两国海域交界处采取流网捕鱼，打的是这样的算盘，“网从咱这边打下去，然后淌那边(韩国)去，赶上时机好，多挂点鱼之后，再淌回来。”刘春海解释。
傍晚五六点，天已擦黑，两艘船抱着对最后一网的期待，借着“鲁文渔”号上的船灯，把“最后的赌注”放下了水。
快跑，往西跑
12小时过去了，天还未亮，船员们正在准备做点饭菜充饥，突然，有船员看到“黑匣子”上有一个红色小点点正在向他们靠近。不好！好像是韩国的巡逻艇。
两艘渔船迅速并排行驶根据常年打渔的经验，船体并排能防范危险。他们保持并排的姿势向西中国方向行驶了不到六七海里，巡逻艇就追了上来。
刘连成看到被追上了，就停了船，七八个韩国海警旋即跑上来，呼喊着让船上的10名船员面向一个方向站好。翻译也上了船，要求刘连成将船往韩国方向开。
刘春海记得，船大概向东开了30分钟，韩国海警让刘连成停船，之后，翻译告诉他们：“你们快跑，往西跑，下回可不能到这下网。”
韩国海警下了船，“辽葫渔”号顾不上“鲁文渔”号，拼命“往家跑”。可出乎大家意料的是，一个多小时后，那艘韩国海警的快艇又追了上来，同一批海警又要求他们再次开向韩国方向，大家不敢打听，也猜不出为什么，只好听从韩方的指挥。
最终，“辽葫渔”号停靠在了韩国一个港口。这时是12月12日，入港后，刘连成就被韩国警方带走了。
刘连成再次回到船上，已经是第二天晚上8点。刘春海忙张罗让儿子吃饭，刘连成却一动不动，一声不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