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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应由中央财政负担农村教育和医疗
农村的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由中央财政负担起来，这是非常必要的。西部农村地区中小学生的高失学率一直是地方政府的头疼问题。其中很大的原因是教育费用的快速增加，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困难家庭确实是付不起学费。西藏这几年就是把小学、初中学生的所有费用全部由政府统包了，小学生是一年500元，中学生是一年600元，于是全区升学率有了大幅度上升。
城镇中农民工子女的就学问题也是需要从政策上加以考虑的。大批的农民工进城就业和居住，会不会在城里形成一个下层社会?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农民工进城后还难以改变自己的身份，仍处在农民工的阶层内，这是历史的原因所致，但是如果他们的孩子从小就在受教育上受到歧视，他们的阶层身份就会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对一个合理的社会来说，第一代人因为历史上的原因承担了某种社会代价，不应该让第二代人继续背负这种代价。如果现在不改变农民工子女就学和将来就业中出现的歧视问题，我们的社会将来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六）发展我国农村金融，遏制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探索适应我国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农村金融发展模式，推动农村金融成长。加大政策扶持，培育宽松的农村信贷环境。进一步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入世后，三农问题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多渠道解决农民增收，根本还在于扩大农产品有效需求、提高农业比较利益，客观需要继续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优化农村金融资源配置，加强和改进信贷支农服务。农业作为第一产业，得到中央重点政策扶植；相应地，农村金融也应该作为金融产业中的首要部门，得到相关政策支持，至少，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门应该给予等同于商业银行的政策。
（七）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民增收
从宏观角度看，政策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我国农业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如何解决“三农”问题成为我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重大课题，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成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在这一指导思想引领下，2004年，党和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更直接、更有力的支农政策，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奠定了坚强的后盾。“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以9个方面22条为核心的农业政策体系，为农业与农村工作指明了工作方向。其后，诸多具体措施付诸实施，取消农业特产税、减免农业税；实施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和农机购置补贴；坚决保护耕地、加大农业投入力度、严格控制农资价格、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大范围推广农村信用社改革；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等等。
据财政部统计，2004年，财政对农业的投入超过了2000亿元，其中，仅“两减免、三补贴”就使数百亿元“真金白银”装进了农民钱袋。2004年一年，全国“两减免”使农民减负约302亿元，中央财政为此安排了转移支付219亿元补助地方财政减收缺口；“三补贴”共补给农民140亿元，其中种粮农民直补116亿元，13个粮食主产区的良种补贴资金28．5亿元，农机购置资金7000万元。农业用于国债的资金达到了376亿元，占国债项目资金比重达34．2%；中央安排了2．5亿元专项资金用于农民培训。所有这些政策措施与具体的财政支持无疑对农业增产、农民增收起到最直接的作用。
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