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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农村居民承受不合理的税费负担中国个人税收的再分配功能不仅是很弱的，而且有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这一点在城乡之间的个人税负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农民上缴的各类款项，大体可以分为4部分：第一部分是交给市以上政府的，主要包括需上缴国库的农业税和特产税、农业开发基金，以及全市统一征收的一级电排费和血防统筹费等。据统计资料计算在1990年代末期，全国每年大约为300亿－－400亿元。第二部分是镇政府征收的"五统"；村级提留，包括"三提"，村共同生产费和村集资等。这一项，政府在1990年代末期的正式数字是600亿元。第三部分是义务工负担，每年大致在2000亿元以上。第四部分是各种名目的摊派和集资，这项负担缺少全国性的数字。但是，保守地估计农民每年的税费至少应在1500亿元以上，人均就达到200元以上。如果将这一块看作是农民上缴的个人收入所得税，那么，以2001年为例，我国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征收总额就不是近 1000亿元，而是2500亿元左右。这样，在全部个人所得税收人中，农民占了大约有60%。
（五）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和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封闭自由农民的迁徙自由和择业现在虽然自由有所松动，管制不那么严格了，但农民想变成一个真正的"城市人"，仍然是一种极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在户口等级背后是重大的利益差别，比如就业、子女上学、住公房、吃补贴、使用公用设施等都大不一样。在这种户口利益分配机制的作用下，人们都企图实现户口等级的垂直方向跃迁。为了防止各级城镇、市的人海之患，于是，一堵堵"高墙"矗立起来。
（六）金融资源分配失衡。收入差距与我国经济的发展阶段有着特殊的关系，依据经济增长理论，不同的收入来源都是跟着经济增长趋势波动的，经济高涨时，各个阶层的收入都上升，经济衰退时，各个阶层的收入都下降，但波动的幅度不同，这就引起了收入分配的周期变化，工资性收入的波动幅度相对较小，财产性收入的波幅相对较大。经济往上走时，由于对利润的追逐，会大量增加对非人力资本的投资利息和利润的增长速度要远远超过劳动者报酬的增长速度，引起了收入分配的恶化和有效需求的不足；在经济下跌（或增速减缓）时，由于企业利润的大幅下降，资产值的下跌又会逐步降低利息和折旧成本，加上工资的粘性，使得工资的下降速度会低于利息和利润的下降速度，这样收入分配在经济衰退的过程中会逐步得到改善，经济又会重新进入新一轮的增长。因此，这种收入分配的状况改善或恶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资本，也就是金融资源的制约。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收入分配状况与经济周期的关联主要是通过资本与工资的作用。工资水平一般具有刚性，所以最主要的因素是金融资源的把握，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已经成为收入分配的核心要素。显然，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我国农村的资本积累非常有限，同时国家又没有从流量上进行补充，所以，农村经济从总体上拥有伯资本量不足是其在整个收入分配中处于劣势的根本原因，这种资源配置的结果通过产业发展本身使得收入分配状况更加恶化。从现实角度来看，我国金融资源配置明显存在偏重城市，忽视农村的问题。县和县以下国有企业比重小，所以从国家金融系统获得金融支持极小， 2001 年乡镇企业及农业贷款合计只有贷款总额的10 %。直接从事农村信用的农信社，农户从农信社获得的贷款不到农信社贷款总额的20 %。据社科院人口劳动所课题组调查资料，通过农信社流出到城市及工业的资金总额，由1987 年的121 亿元增长到2000 年的4639 亿元。邮政储蓄更是只存不贷，近年来，每年收储6000 多亿元上交中央银行，流入城市，其中2/ 3 即4000 多亿元来自农村。国有银行1998 年起开始在农村撤并网点，这固然是国有金融改革的需要，但是更加重了农村资金供应的困难。以天津大邱庄为例，这个以钢铁加工发展起来的“首富村”目前整体负债率约为86 % ，大部分企业缺乏流动资金，在今年以来钢铁市场形势好转的情况下，许多工厂仍因无法融资处在停产的状态，大邱庄的遭遇典型地反映了目前农村金融的困境。县城非农产业和农村经济金融资源受限，难以健康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难以出现。目前农村金融主体农村信用社由于历史包袱沉重，难以独立支撑农村经济发展的重任。央行提出的推行农信社小额信用贷款以及国有商业银行支持中小企业的一系列措施，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农村金融急待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