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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样一来，从逻辑上势必会出现以下结果，即政协作为政治协商的平台作用以及民主党派对执政党和国家权力机构的民主监督功能被消解掉了，发挥不出来。理论上，一个人不可能在做出了决策后回头又以另一种身份来和自己协商这个决策；同样，以政协主席的身份来监督作为党的领导人的自己，逻辑上也讲不通。这正是实际中政协监督功能弱化的原因。但假如政协主席不是执政党的常委，则至少在逻辑上就不存在这个困境。因为虽然他是以执政党的身份来领导政协的，可他并不参与执政党的决策，他在执政党内只是个普通党员，这个时候，他的角色会使其偏重于政协一边。另外，不参与执政党的决策，也使得政协不能够成为决策机构，从而，将能更好地发挥政协民主协商和监督的职能。
可见，从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完善程序民主，以及充分发挥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的作用，从而更好地监督和制约执政党的角度来讲，此番省政协主席退出常委，具有积极意义。不过，考虑到中国是一个权力主导的社会，人们对一个机构和职位的尊重，首先是因为它的权力，那么，在失去常委权力后，政协和政协主席的地位是不是会因此弱化和边缘化，进而在实际中，这一举措能否起到预期作用，都很难判断。极可能的情况是，理论上的加强政治建设的效果客观上难以实现。
另外，还须看到，政协还有另一身份，这就是它作为中共的统战组织而所起的作用。在中国革命年代，虽然那时没有政协，但统战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却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被认为是三大法宝之一。政协的协商功能，很大程度上是着眼于统战需要的。改革开放后，政协作为统战组织的作用，一度削弱，不过近年来又有所加强，中共重又把统战提到一个重要地位，一些地方的统战部长进入地方党委常委。
一般来说，某个组织如果很重要，这个组织的领导自然会被赋予重要的职位和权力，何况中国这样一个看重权力的社会。难以想像，某个省的统战部长成为省委常委，而政协主席却不是。事实上，统战部长的很大一部分工作是与政协打交道，若统战部长权力比政协主席大，在实际中就成了统战部领导政协了。显然，这与改革的意图背道而驰，也与政治建设和政治文明相悖，对强化统战工作，亦不利。
在政协历史上，就全国而言，除了上世纪80年代邓颖超任政协主席一个短暂时间没有进入政治局常委外，还没出现不是常委的政协主席。地方这种现象虽然存在，但一般都是省市长或副书记转任而来，而他们在此前的省市长或副书记任上，都做过常委，按规定是不能再进常委的。过去中共在宣传政协主席进常委时，把它说成是党对统战工作的重视，便于党对统战的直接领导，统战工作置于党委核心决策层的关切之下，政协的地位提高，更能发挥作用。现在政协主席全部退出常委，假如把它宣传成为是为了改进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便于政协独立自主开展工作，更好发挥政协的特殊功能，那岂不成了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所以，笔者认为，在中国的国情下，如果要从政协开始探索政治改革而又不弱化政协的实际地位，一个解决方式是，明确规定政协主席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力，不能因为不入常而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