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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不同的行政级别、工作岗位，古巴制定了19级的工资标准，最低225比索，最高525比索。全古巴劳动者，同级别就拿同样的工资。
吴洪英研究员用“低水平下的平均主义”概括古巴的各项社会分配制度；曾在中国留过学的古巴人SraTaoLi说；“古巴人生活很愉快，有酒有饭，有学习，有医院。我们过得安静，没有枪，没有毒品。”
“这个国家到处都是社会主义！”在古巴生活了17年的王政感慨。
“政治严格，但社会氛围十分宽松”
“古巴面临很多困难，经济也的确落后。”前中国驻古巴大使陈久长介绍，“但古巴共产党还能得到民众的支持，一是因为社会公正，二是因为清正廉洁。”
卡斯特罗的9个子女，“没一个在做生意，也没一个当官”。1992年7月，古巴媒体曾报道，古巴官方以“工作无效率”为理由，撤掉了小卡斯特罗在国家原子能委员会执行秘书的职务。
古巴政府拥有3辆奔驰，用作礼宾车。此外，所有官员的配车都是没空调的拉达。古巴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拉赫，仍住在破旧不堪的祖宅，也没有警卫，妻子天天骑自行车上下班。“干群关系非常好，”这是吴洪英对古巴后最深的感受。
在陈久长大使看来，古巴的另一个重要的特色是“政治严格，但社会氛围十分宽松”。“古巴执政党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坚定不移，历史上从没有一个运动是折腾知识分子的。古巴共产党执政的几十年间，可以说在政治上没有欠账，没有得罪任何人。这成为古巴执政党的统治基础。”
每次古巴召开“人民政权代表大会”(相当于中国的全国人大会)，电视台都现场直播。“代表们可以自由发言，向包括菲德尔在内的所有领导人提出任何意见。”王政特别提到，一名代表直接向菲德尔·卡斯特罗提出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卡斯特罗也直接回答说“尽管这个话题不适合在会上讨论，但是请你会后来找我，我们商量解决的办法”。
不过，平均与效率，仍然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哈瓦那街头，使用古巴比索的商店，柜台里只有几个齿轮、几瓶油、几朵干花，还有几件衣服。即便是顾客排长队的使用外汇券的商店，乍一看商品摆满了柜台，但是衣服都是一种款式，只颜色不同，记者甚至看到了“Nike”的标志，但货架上也只有老旧的几双。
23街是哈瓦那最繁华的街道，国营的咖啡馆只提供两种饮料两种点心，服务员对外国游客爱理不理。路边三三两两的壮年男人，百无聊赖地打量着路人，间或有人伸出手来：“给我一块钱，我去买点儿什么吧！”
转角，迎面过来一个中年男子，“要雪茄吗？从厂里拿出来的，绝对是真货！”
倒是满头银发的佩德罗老人，在21街的一个国营餐厅弹钢琴，每天都能收到一点小费。被问及革命前后的区别时，他说，几十年来最大的变化，只是革命前他是独立音乐人，革命后他隶属于一个国有音乐公司，由公司给他发工资。“不过，不管谁上台，总是会喜欢音乐的。”他微笑着说。
罕见的“市场经济”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古巴是美国的后花园，那时候美国进口的福特、凯迪拉克轿车，现在依然开在古巴的街道上；六七十年代，古巴成了苏联与美国冷战对峙的最前线，那时候苏联援助的拉达、波罗乃兹轿车，现在依然开在古巴的街道上。
但1991年苏联解体了，援助取消了，国际蔗糖价格暴跌又使古巴制糖业一蹶不振，古巴的经济失去了重心。
陈久长大使回忆，在1990年至1993年古巴最困难的时期里，“许多人议论卡斯特罗会不会成为齐奥塞斯库第二”，同事还开玩笑，要陈大使“做好跟卡斯特罗重新上山打游击的准备”。那时，中国驻古巴使馆甚至开辟了自己的菜地，以应对市场短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