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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莉安技校毕业后，也可参加“高考”；如果考不上，她还可选修“社区大学课程”。“社区大学课程不需要考试，是为了普及高等教育。”Cadiz教授说。
哈瓦那大学曾经培养了菲德尔·卡斯特罗，现在则集中了古巴最好的青年。其中的佼佼者，被誉以“社会工作者”、“卡斯特罗的儿女”，他们在学校和其他国家机构中担任重要工作，是古巴未来的干部储备。
而哈瓦那大学的各级党委，并不直接参与行政，主要的工作是替上级监督学校行政教学机构的工作。
年轻人常有自己的想法。哈瓦那大学本科三年级的中国留学生赵威尔，曾参加过一次令他印象深刻的班会。一次反美游行，班里有4个古巴同学没参加，出勤率全校最低，校学生会特地召集全班同学，讨论“是否应该参加游行”。
“那4个同学坚持说，不参加游行是‘基本的人权’，然后背起包就走，教室里居然有零星的掌声。不过后来他们还是被‘社会工作者’找去分别谈话了。”
“到处都是社会主义！”
哈瓦那的“涉外出租车”上，总会有张简单的表格和一支笔，司机要记录下每一单生意旅客的人数以及出发地和目的地等等，以应对随时可能遇到的检查。中国留学生沈青山介绍，这是为了“防止挖社会主义墙脚”，因为出租车公司是国有的。
用外汇券CUC的商店，只接待外国人的酒店，只准外国人就餐的酒吧，分割出了一个不完全属于古巴民众的世界。就连街上的出租车都明确区别：有空调标志的轿车，是用CUC支付的，“古巴人一般决不至于拿半个月的工资打一趟车”，沈青山说。而大多数古巴人所谓“打的”，是“突突”冒着黑烟的前苏联大轿车。更准确地说，这是轿车模样的公交车。
因为石油短缺，卡斯特罗一声号召，古巴所有的公车私车，都招手即停，只要顺路，谁都可以搭车。
每天下午1点钟和晚上8点钟，4家国有电视台统一播放国家新闻；古巴惟一的中文报纸《光华报》的编辑蒋祖康向本报记者介绍，他们的报纸上关于古巴的新闻，就直接从《格拉玛报》、《劳动报》、《古巴青年报》等官方报纸上面翻译，“没有自己采写的报道”。
公交车站总是排着长队，因为很久才有一趟车；冷饮店前总排着长队，约3毛钱人民币的冰激凌总是稀缺；兑换外汇券CUC的地方也总排着长队，因为只有外汇券商店才能买到洗涤剂、家电甚至好一些的卫生纸。“这是一个排队的国家。”哈瓦那大学光学专业的博士生胡里奥说。
回顾古巴历史，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吴洪英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美国逼卡斯特罗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美国封锁根本上限制了古巴发展，只能由国家统一协调有限的资源，向苏联一边倒。”
1960年8月6日，古巴的美国炼油厂拒绝加工苏联石油，菲德尔·卡斯特罗宣布对美国在古巴的炼油厂、糖厂、电力公司和电话公司实行国有化。次年4月16日，卡斯特罗宣布古巴革命为社会主义性质。第二天，由美国中情局训练和武装的古巴流亡分子在猪湾登陆，却迅速被击溃。
“菲德尔确实厌恶资本主义。”多次担任卡斯特罗中文翻译的王政透露，“他常说，没人比他更有资格评价资本主义，因为他亲见过哈瓦那曾经的糜烂和腐化。”
卡斯特罗把海外援助和大部分财政“都用在农村建设上”，“社会主义革命以来，农村变化最大，中国的许多农村比古巴农村要差得多。”陈大使说。
在哈瓦那，革命几十年来，除了最近一些新建的酒店、一个商务中心、一所新的大学，几乎就没有什么新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