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和中国的关系,中国和古巴真实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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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黄的日光灯管、几个趴在柜台上聊闲天的工作人员、墙角边的十几袋大米、装菜油的大木桶,这几乎就是哈瓦那一些“国营供应点”的标准配置。
  “前两天菜油还没有到货,不知道这两天来了没有。”米莉安的母亲摇摇头,说,“本子上的东西,基本上够全家吃一个星期,其他的就要去‘黑市’买了。”
  国外的亲戚寄的,企业在计划外生产的,甚至是从工厂“顺”出来的——哈瓦那人总有自己的办法,拿货到“黑市”上卖,并且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黑市”价格高于国家定价,但基本能满足古巴民众生活所需。
  就在这个社区的“国营供应点”隔壁,一扇窗户开了,开始出售自制的朗姆酒,大约5块钱人民币可以买到0.5公斤。附近的居民正在排队,争相购买,但一看到记者举起的相机,马上就散了开去。
  而米莉安家的冰箱里,也有一个生日蛋糕,还有那么一瓶“雪碧”。
  米莉安家最新的电器,是一台中国生产的电饭煲。2006年古巴从中国进口了上百万台电饭煲和电冰箱,从古巴最穷的乡村开始,平均分发给全国的民众。“冰箱大概也快了。”母亲说。
  “国营供应点”门前张贴着配发给各户冰箱的领取情况。这是古巴和中国海尔公司谈判进口的,据说多达数十万台。它们被优先供应农村和偏远地区,直到2006年底才刚开始在首都配发。中国前驻古巴大使陈久长告诉我们,这体现了卡斯特罗的一贯思路,“优先照顾穷人和最不发达的地区”。
  “这就是古巴的革命,卡斯特罗的革命”
  米莉安的父亲刚刚得了一次感冒。在Zemo医生的诊所,米莉安的父亲花了大约3块5毛钱人民币,这是3针青霉素的钱,在古巴各级医院,所有的检查、诊断都是免费的。
  Zemo是这片社区120户家庭、600多人的“家庭医生”,他负责这里的疾病预防、诊疗以及社区防疫等。病人只有经过家庭医生诊断之后,才可以进入上一级综合诊所或医院医治。
  他要为管区内每一位居民建立“健康卡”,得过重病的居民,他还要定期探视和回访。诊所配备有基本的医疗设备和药品,就诊室、候诊室、检查室,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这个独具古巴特色的“家庭医生制度”,产生于上世纪70年代,并一直延续至今。
  米莉安的父亲对国家的医疗制度也有微词。“住院是不收费,不过要想有好一点的康复条件、好一点的伙食,也需要付费。”“医院、医生也总是有好坏之分,而且想早点得到治疗,或者去好一点的医院,就需要关系和送礼。”他说。
  不过,菲德尔·卡斯特罗依然认为:“在最近几年卫生领域采纳的众多建议中,也许没有一项像家庭医生这种制度更能得到这样大的社会成就和医疗界的反响了。”
  “很多古巴人和外国人,看见我们的医生、教授为他们服务,分文不取,他们就明白了,这就是古巴的革命,卡斯特罗的革命。”古巴律师Rodolfo Davalos Fernandez说。
  18岁的米莉安在技校学电脑。她父母并不担心学费,古巴各级教育都免费。古巴驻华大使埃尔南德斯介绍,“即便在经济最困难的上世纪90年代,也没有停办任何一所学校,没有一间学校的校舍是危房”。
  Medardo Montez Cadiz教授在哈瓦那大学西班牙语系担任教务长,他说,哈瓦那大学的任务就是“培养有质量的学生为国家服务”。
  古巴也有全国统一的“高考”,其中所有专业必考的科目是历史。在Cadiz教授看来,“清楚古巴的历史与现状,对大学生的意识形态和思想培养,都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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