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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组织在土活动颇为活跃，比如培养分裂势力的“接班人”，“东突基金会”自1978年成立以来为土耳其和其他地方的“东突”组织培养了许多骨干，“东突教育与互助协会”每年都组织讲经班并为恐怖组织物色、培训人员。
有的组织还借各种机会搞活动公开展示分裂立场，例如每年多次到中国驻土耳其使领馆举行抗议示威，对土耳其社会特别是党政机关、学校、社会团体开展宣传蛊惑。某些骨干分子还写书，想从历史和人权角度为“东突独立”寻找“法理依据”。各“东突”组织通过出版各种书刊、声像和文字材料发布于广播、电视和网站等方式广泛宣传，肆无忌惮地歪曲历史和现实，宣传“独立论”，或推动“东突”问题国际化。
土政府的“两面性”：时而限制，时而默许
土耳其历届政府对“东突”问题的政策总体上表现出“两面性”，既有主张与中国发展友好合作的一面，也有同情和支持“东突”势力的一面;对“东突”势力活动有所限制，但也默许和利用“东突”势力的存在。随着国际形势、战略需求的变化以及政府的更迭，这种两面性侧重方向有所不同。上世纪90年代初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背景下，土领导人公开接见“东突”势力头目。没过几年，土政府又收缩“泛突厥”色彩的言论，不公开会见“东突”势力头目，官员不参加或少参加涉“东突”活动。
1998年，耶尔马兹政府曾下达限制“东突”反华活动的通令，规定不准“东突”组织在中国驻土使领馆前烧中国国旗，打反华标语，不准包括部长在内的政府官员参加“东突”组织举行的会议或发贺电，不准在一些场合挂“东突”旗，打反华标语等。而令人遗憾的是，现政府在新疆“7·5”事件后实际上又取消了此前的限制令。
土耳其政府对“东突”势力的态度，离不开国内同情和支持“东突”组织的一些社会势力。在土耳其，有某些伊斯兰势力，其中有的貌似温和的教派组织甚至直接帮助“东突”恐怖分子成立组织，如“东突教育与互助协会”就是在某“温和伊斯兰教派”组织帮助下成立的。土耳其国内的“民族主义行动党”、“大团结党”及“理想主义之家”等组织的激进分子，对凡有突厥语民族的国家或地区发生的事件都极为关注，曾有不少成员参与车臣和科索沃战争，在土“东突”势力组织的反华抗议示威活动常有这类极端分子的身影。
某些土耳其的民间组织与“东突”势力也有互动，如近年来十分活跃的“人权、自由与人道援助基金会”。该基金会网站有“东突”专题宣传，肆意歪曲历史和现实，称“东突”历史上是独立国，被中国“占领”，“东突人处于中国人压迫之下”。新疆“7·5”事件发生后，该基金会立即举行新闻发布会，让一蒙面的所谓“事件亲历者”讲述“中国的种族屠杀”。正是这几类势力竭力推动土耳其政府取消对“东突”组织反华活动的限制。
对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很多土耳其人的主要信息来源是西方和“东突”势力，这就决定了他们会有偏见。当然，土耳其国内有对华友好人士对本国媒体在新疆“7·5”事件后一边倒的倾向性报道提出过质疑。抛开对“东突”势力的纵容或默许，西向战略屡屡受挫、难以被欧盟接受的土耳其很重视发展同中国的关系。
土耳其自身在维护国内稳定和解决民族分离主义问题上仍面临压力。有来自新疆的移民对“东突”势力攻击中国政府和中国民族政策的污蔑性谣言很反感，有的表示“中国少数民族享受到的优惠政策是其亲身体验到的，不可否认的，若论民族政策，中国显然要比土耳其硬气得多。”